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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冬月二十日的早晨6时，我们坐上左摇右摆的黄包车，前去拜访端方总督。
所谓“我们”
，其实就是指我本人、章必成先生[11]和美国领事馆的一位代表。
在我到达之前，湖广总督就已经会见过了美国领事，并和他商定在当日下午2点半跟我会面。
总督大人对我之所以表现出如此兴趣，大概与北京发来的电报有关。
无论如何，他做了种种安排，使微不足道的我受到了特别的礼遇，而并没有什么人让他必须这么做。
我抵达汉口时，正遇上暴雨瓢泼，而且据我所知，扬子江上游的各种轮船都被迫停开，或者说，都被搁浅在岸边的泥泞和沙滩之中。
本日正午时分溯流而上的那条船，也许是十日内唯一能行动的船只了，所以我通过尊敬的领事请求在今天上午9点半拜会总督大人，我的请求得到了欣然应允。
黄包车走过美国领事馆，再拐过一个弯，就上了一条美丽的堤岸，那是铺砌整齐的前滩大路。
这条中国最美的路或称街道，只限于洋人通行，即便那些十分富有、乘坐一流马车的中国人，也都被禁止通行；人行道的限制更加严格，凡是中国人，哪怕一只脚都不得踏上。
不过这样做似乎也是情有可原的。
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多了，假如他们也想去散步消遣，那么不仅人行道，恐怕所有的一切，都会被占用的。
苦力拉着我们的黄包车，沿着弯曲的道路，穿过几条泥泞不堪的狭窄街巷。
街巷两边竖着许多高而窄的招牌，上面写着或者刷着天朝人的奇异象形文字。
而那些短而宽的招牌则写着英文，它们都是横着的。
我们必须乘船过江，因为总督阁下住在江的对岸。
不过，至于我们到底该怎样走过那些可怜的石头台阶，登上那更加可怜的破船，才能避免殃及当地人，才不至于将角落处小贩的货物弄得鸡飞狗跳，那些立誓者[12]只字未提。
每年这个时候，江水都比较浅，要是在夏季则会高出50英尺。
届时，那些住在岸边低矮茅屋中的穷人，就不得不四处寻觅更好一些的安身之地。
领事的代表信誓旦旦地告诉我说：“这里的传教士多得就像香烟的牌子。”
这显然是“很老套”
的一句常备谚语，因为里面有一种陈腐发霉的书卷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显然是他信手拈来（或宁愿说是信口道来）的话语。
他神秘地告诉我，就像他毫无迟疑地对其他人常说的那样，连他也分不清这些传教士到底属于哪个教会，实在太多；还说如果连他都分辨不清，那么异教徒想必更是满头雾水！
我想这话十分不合逻辑，可我没有说话。
渡船就在对面，但我们等了足有15分钟，才看见其踪影。
一个中国大胖子让我们又等了一段时间，因为他那干瘦如柴的苦力，守着两个大箱子，远在石梯的顶端，像是聋了一样。
后来他恢复了听力，把箱子扛了下来，我们才得以动身，急忙赶到武昌时，已经晚点了。
一上到大街，我们就坐进了黄包车，是近似于汉口的那种。
进了城门，眼前是一条并不太宽但却泥泞不堪的商业大街，尽头就是总督衙门，也是总督本人的官邸。
刚走到城门与衙门的中间，一位骑兵风驰电掣般向我们奔来，见到我们，他勒住马缰，向我们要拜帖。
我递过一张鲜红的大拜帖，上面写着我的汉语名字，他接在手中，转身一溜小跑地回去了。
不久，我们一行来到了衙门的外大门，几个警卫站在那儿，我们进去后将黄包车留在了外门内侧。
两扇硕大的“龙门”
打开后，我们走了进去，经过一小队举着刀枪的士兵，然后与出来迎接的几位幕僚相互握手致意，又过了两位举枪致敬的警卫，我们来到了一个开阔的庭院。
这段时间，我主动与施肇基先生攀谈起来，他是康奈尔大学的文学硕士，也是端方总督的私人秘书，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人品出众，回忆起自己在美国的留学时光，似乎非常留恋。
更多的士兵举枪致敬，随后，啊，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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