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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不应当限于个人的范围，它是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也是如此。
基于这一认识，我把探索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本质同对当前史学工作发表评论性意见，看得同样重要，并孜孜不倦地去从事这些工作。
当我展读此书之时，我的确有一种自我庆幸（不是自我陶醉）之感：我所从事的研究没有脱离社会，没有脱离他人，而是同社会联系在一起，同他人联系在一起。
我的另一本书《史学志》（《中华文化通志》之一，1998年10月出版），是以中国传统志书的形式来反映中国史学的历史、理论之诸多方面成就的尝试，其核心部分则是“史”
的演进与“论”
的展开相结合。
本书包含的内容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史官制度和修史机构、史书的内容和形式、历史文献整理和历史研究方法、历史观念、史学理论、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优良的史学传统。
全书有史有论，论史结合。
其中，“历史观念”
及其以下各部分，在理论上的创获显得更为突出一些。
概括说来，本书是一部旨在反映中国史学之面貌、成就与特点的著作。
全书首叙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概述其产生与成“家”
、发展与转折、繁荣与嬗变、近代化趋势与科学化道路之总的脉络，上起先秦，下迄20世纪40年代。
其后各部分内容是本书主体，即对中国史学之若干重要领域做历史的与逻辑的论述：从史官、史家而及于修史机构，从史学成果的内容与形式而及于历史文献的利用与历史研究的方法，进而及于历史观念的发展、史学理论的形成，最后以论述中国史学发展规律与优良传统为殿。
本书在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相及其阶段性特征方面，在关于历史观念与史学理论的发掘、清理和阐释方面，在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与优良传统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见解，更多地反映出了许多年来我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的思考、积累所得。
综合以上所说，我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从断代史学入手，着意于“通”
的追求，努力向理论方面提高，致力于史与论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其中，有的问题是起初就有了自觉的认识的，有的问题则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自觉的认识的，而对有的问题或许至今尚无自觉的认识，还须继续努力才能达到自觉的境地。
四
中国史学史研究同任何其他学术研究一样，不能不讲究研究方法。
然而，说到研究方法，我觉得很惭愧，一是不懂得新颖的方法，二是不精于传统的方法，只是恪守以勤补拙、自强不息的信念罢了。
当然，这些年来的研究，也有一些做法和感受。
第一，对中国史学的认识，一定要建立在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的基础之上。
首先，一定的时代产生一定的史学，对时代特点认识不清，便不可能准确地阐说这个时代的史学特点。
其次，任何关于史学的评价，归根到底都是以历史评价为前提。
因此，要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有所创获，就应当在认识中国历史上多用些工夫。
我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八九个年头中，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
我曾以此向白寿彝先生“诉苦”
，说是耽误了许多宝贵时间。
白先生却认为，不仅没有耽误时间，而且对研究中国史学史大有益处。
事后，我才逐渐领悟到这话的含义和分量。
因此，这些年来，我虽然不再讲授中国古代史的课程，但却仍然十分关注中国古代史领域研究的新进展，以便使自己随时补充新知，使中国史学史研究与之相适应。
第二，以研究一个时期或一个朝代的史学为立足点，进而向纵向或横向深入发展，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路径之一。
首先，中国史籍浩繁，任何个人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展开全面的研究，势必要有一个立足点，然后向外拓展。
其次，对于一个时期或一个朝代的史学做深入的研究，大致可以获得对史学之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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