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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出发点，可收举一反三之功。
我以为，以研究一两部史学名著作为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出发点，是不可取的，因为这很难全面反映时代与史学相互间的种种关系，从而局限了研究者的视野和思路，进而局限了研究者的发展前景。
第三，对于一个时期或一个朝代的史学的研究，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先做编年。
做编年有两个好处：一是了解大势，二是发现问题。
我在研究唐代史学之初，先读了有关的八九十种文献，数易其稿，做了十几万字的唐代史学编年，于是大致了解了唐代史学发展的脉络，同时发现了二三十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其收获之大，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应当承认，这个方法很笨，但却扎扎实实。
南开大学杨翼骧教授编有《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现已出版第一册、第二册，足资参考：可以选择与自己研究相关的时段，参阅原始文献，重做一次，当大有裨益。
第四，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专史，它同任何专史一样，贵在通识。
因此，对于任何时期之史学的研究，对于任何史家、史著的研究，一是要根据那个时期的历史条件去评价，二是要置于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之中去评价，这样才可能避免或减少片面与夸大，不至于在评价中否定前人、无视后人，产生这样那样的偏颇。
中国史籍的浩繁，以致任何人都难以达到真正的“通识”
。
因此，“通识”
只能是相对的，但“通识”
的意识和要求，却不可完全没有。
踏上走向“通识”
的道路，没有捷径，多读书、多思考是唯一可靠而有效的方法。
最后我想着重指出一点：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世界各国所仅有。
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有些已经落后了，有些没有继承的必要了，但优秀的遗产仍然十分丰富，在当代仍然有活泼泼的生命力和现实的价值。
因此，当我们还没有认识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要轻易地发表议论，尤其不要轻易地去否定古代史学，因为那样做不仅显示出自身的浅薄，而且无益于一般社会公众。
中国史学是中国历史的记录，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神圣的；尽管它有缺点、有局限，但这并不能改变它的神圣性。
作为近代学科史之一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是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提出来的，三四十年代是其草创时期比较活跃的阶段，50年代相对沉寂，60年代初是草创时期又一个比较活跃的阶段。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史学史研究有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学科史的中国史学史进入了它的建设时期。
这个建设时期还将继续下去，不论是历史的研究，还是理论的研究，都还有许多课题亟待进行，前面的路还很长。
我的研究，只是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增添一砖一瓦而已。
中国史学史学科大厦，要靠师友、同仁共同努力，甚至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建设起来。
在今后的岁月里，我将致力于两个方面的研究：一个方面是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再一个方面是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成就。
我认为，这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来说，都是很重要的研究课题，希望有更多的同仁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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