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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确定要写古代史学批评方面的问题，在认识上是有一个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
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中国古代史学评论著作（如《史通》《文史通义》）素有盛名，多为人们所称引，因而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中国古代史家和学人关于史学评论方面的论著或言论，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其真知灼见、发展历程，并不是这两部名著所能代替的。
古代的历史撰述、史学论著、文集、笔记中，多有史学评论的闪光思想。
这是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只因我们注意不够，或是缺乏自觉的系统发掘、整理、阐释，故这一宝藏尚未充分显露出它的光华。
这是需要我们努力去发掘的。
第二，我在研读古代历史撰述、史学论著过程中，获得一个不断明确起来的认识，即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除了历史的、社会的推动之外，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作为史学自身的反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国古代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
第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历史学界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取得了不少成绩。
这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要求我们进一步从理论上去认识和总结中国古代史学，撷其成果，为丰富和发展当代史学理论提供借鉴，这是史学理论建设上的继承与创新所不可缺少的。
这些年来，我逐渐领悟到、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虽非全然是但却往往是在史学批评中实现的，并取得了自己的表现形式。
极而言之，不能脱离研究史学批评问题而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
这本书出版后，在史学界有较大的反响，几家报刊发表了评论，认为它开拓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领域，提出了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一种新的模式，对促进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和当代史学批评理论的建设，有比较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在向着理论方面提高的思考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时时都会碰到的，即史学究竟有什么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外国史学著作的大量引进，人们可以读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种种解释，同时也产生了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种种误解（有些误解至今仍然存在）。
例如，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是“资治”
史学、“劝诫”
史学，因而在今天没有什么值得人们重视的地方。
中国古代史学确有资治、劝诫的功能，但它的功能绝不止于此，它在今天也还有现实的价值。
1991年，我发表了《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一文，从进取精神、凝聚意识、历史智慧三个方面，论述了传统史学中的优秀部分在当代的现实意义，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1994年，我出版了《历史·现实·人生——史学的沉思》一书，这是专门论述史学社会功用的著作；这样的著作似乎也不多见。
这本书依据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试图通过深入浅出的叙述和阐释，来说明史学在人们思想历程的发展上所占有的位置，说明史学同社会、文化、人生的关系，从而说明史学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现实、人生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以及它对于促进社会进步所具有的特殊功能。
本书首先论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深刻历史意识的伟大的民族，以及人们历史意识的发展同人们社会实践的关系，然后依次论述了史学与认识历史、史学与社会进步、史学与文化发展、史学与人生修养、史学与历史教育等问题。
本书在理论上的特点是：强调人们的历史活动是人们的历史意识产生的前提，而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则是史学之社会作用得以发挥出来的前提。
人们重视历史，则不能不重视史学，其理固无疑义。
这本书在推进人们对历史科学与现实历史运动之关系的认识方面，提供了理论上和历史上的较有系统的说明，从而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历史科学与社会实践之密切关系的认识和理解，进而对史学的社会功能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四）史学史与史学之理论的结合，史学史研究与现实历史运动的结合
这些年来，我在中国史学史研究过程中，对这两个结合是逐步认识到、逐步明确起来的。
我认为，只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结合的重要性，才可能做长期的努力，才可能有些许的积累。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最终应以此为归宿。
1998年4月，我的一本论集《史学与史学评论》出版。
此书以其朴素的、平常的方式，表明了我对现实的历史运动的关注，其中也包括对当前史学发展的关注。
在这里，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更能反映我的旨趣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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