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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只要方向对头，就应坚持去做。
因此，我逐步地把自己的视野拓展到唐代史学以外，并逐步地拓展到古代以外，涉及近现代。
1992年，我出版了《中国史学散论》。
这是一本论集，其时限上起先秦，下迄当代；其内容则有史学史方面的专论，也有从宏观上对一些理论问题的阐述。
这本书的出版使我在两个方面增强了信心：一是对有些理论的阐述（如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等）受到史学界不少朋友的关注，二是“通”
的追求和努力确在不断提高我对中国史学史的认识。
在这种心情驱动下的攀登，虽然很艰苦，但总是很有兴味的。
1994年，十卷本的《中华文明史》出版，其中起于先秦、迄于清末的史学史各章，是我在“通”
的追求方面的又一成果。
在这一撰述过程中，我力图把史学同时代的关系和史学自身发展的特点结合起来，既反映出史学史发展的总的脉络，又显示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独特面貌。
例如，我从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特点和史学特点中，概括出“史学的多途发展”
，从明代社会特点和史学特点中概括出“史学走向社会深层”
等认识。
这似乎多少有一点自得之学的意境，但总的说来，如前所述，在我做此种努力的过程中，甚感自己功力不足。
我时时在想，对于中国史学史的“通”
的追求，应当是终生努力的目标。
学无止境，这是真理。
（三）向理论方面提高，探索学科建设的重大问题
中国古代史学有丰富的史籍、多样的体裁、生动优美的表述，为世所公认。
但是，它有没有理论呢？这个问题长期困惑着人们。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次全国性的史学讨论会上，不少人认为：中国古代史学以描述见长，没有理论。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提出了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说（此说发表后，《人民日报》海外版、《解放军报》《文汇报》《新华文摘》等七家报刊予以转载），但却拿不出充分的、有力的根据来证明中国古代史学也有自己的理论；因此，我只能承认还有待于研究。
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刺激，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要十分关注理论问题。
1992年，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首次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表较系统的认识。
这篇论文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思路是：在文字被创造出来以前，人们就有了历史意识；有了文字以后，人们的这种历史意识便通过历史记载、历史撰述保存下来。
这一点，过去人们都讲到了。
当着历史记载、历史撰述有了一定的积累，人们便开始了对它们和它们的作者进行评论，于是便形成了史学意识；这种史学意识的发展，启发着人们对史学工作改进、发展的要求，这就是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
史学意识、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启发着史学批评的展开；而史学批评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问题的积累与深化，便促进了史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概括说来，就是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历史意识—史学意识—史学批评—史学理论。
当然，这个演变过程不能脱离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这是毋庸置疑的。
回想起来，这篇论文大致反映了我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认识。
当然，这个认识只是粗线条的，它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并取得具体的表现形式。
1994年，我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可以被看作这种深化的一个阶段，这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之一。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是一本带有开创性质的书，以前还没有类似的著作。
本书涉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一些主要范畴，如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直书、曲笔、史法、史意等，也涉及史学批评的标准、原则、方法，还涉及史学批评的主体把握和社会效果，以及史学批评对史学理论的发展以至于史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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