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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些论点似不可取,但他实际上是提出了自然地理和政区地理的关系的理论认识。
于《都邑略·序》,郑樵阐述了“建邦设都”
的地理条件,并征引唐末朱朴的献迁都之议以证己说,涉及地理条件和政治统治之关系的一些理论认识,这是历史理论方面的问题。
在史学理论方面,《灾祥略·序》批评了“务以欺人”
的“妄学”
和“务以欺天”
的“妖学”
,认为:“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
‘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
他的这个认识,在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上,反映出严肃的求实精神,这同他作《灾祥略》以反对“欺天之学”
的朴素唯物思想是一致的。
郑樵在历史文献学的理论方面,是论证了“款识”
的史学价值,指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
方册所载,经数千万传,款识所勒,犹存其旧。
盖金石之功,寒暑不变,以兹稽古,庶不失真”
[3],撰为《金石略》。
这个认识,开阔了史家关于文献的视野,有利于史家把历史撰述写得更加丰腴、真切。
郑樵自信地写道:“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
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
[4]郑樵在八百多年前说的这番话,在今天显得越发重要了。
他在《通志·总序》中,还为历史文献的三级分类做了理论上的说明。
总之,《二十略》在理论上的价值是很丰富的。
明朝人龚用卿撰《刻通志二十略序》,引时人之言,称《二十略》是郑樵“自得之学,非寻常著述之比”
,可谓确论。
从以上四个方面,或可窥其“自得”
之处。
《通志》是一部500多万字的巨制,全书成于一人之手,这在中国史学上是不多见的。
清人于敏中称赞郑樵:“爰自著此书,推天地之中,极古今之变,网罗数千载之典籍,而才与识足以贯之”
,“可谓良史才也已”
。
然如此巨制,可议之处,在所难免;其评论前人或自我估量,亦非全然中肯。
这是大醇小疵,不足为怪,也不难做历史的说明。
[1]郑樵:《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页。
[2]郑樵:《通志》卷七十四《灾祥略》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53页。
[3]郑樵:《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页。
[4]郑樵:《通志》卷七十三《金石略》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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