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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撰《天文略》，是要说明“民事必本于时，时序必本于天”
，他要把以往关于“天”
的那些“惑人以妖妄，速人于罪累”
的说法清除出这个领域。
他批评董仲舒的阴阳之学是“牵合附会”
，慨叹“历世史官自愚其心目，俛首以受笼罩而欺天下”
（以上均见《总序》）。
郑樵认为：“国不可以灾祥论兴衰”
，“家不可以变怪论休咎”
。
他撰《灾祥略》，“专以纪实迹，削去五行相应之说，所以绝其妖”
[2]。
这都反映出作者的无神论战斗精神。
第三，倡言实学。
《昆虫草木略·序》云：
学者操穷理尽性之说，以虚无为宗，实学置而不问。
仲尼时，已有此患。
曰：“小子何莫学夫《诗》！
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其曰“小子”
者，无所识之辞也。
其曰“何莫”
者，苦口之辞也。
他把“实学”
与“无识”
的区别，提到了历史的高度来认识，实则是针对当时一味“穷理尽性”
的学风而言。
在这个问题上，郑樵已走到了重视理论同实践相结合之真理认识的边缘。
他说：“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
为改变这种状况，郑樵自谓：“少好读书，无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
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
他的《昆虫草木略》就是在参考前人成果并结合实际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
第四，是理论上的价值。
这反映在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和历史文献学理论方面。
《地理略·序》写道：“州县之设，有时而更。
山川之形，千古不易。
所以《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经界，使兖州可移，而洛河之兖不能移；使梁州可迁，而华阳黑水之梁不能迁。
是故《禹贡》为万世不易之书。
后之史家，主于州县，州县移易，其书遂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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