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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字，反映出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已完全摆脱了汉初那种“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的贫困局面。
这是自西汉建立至文帝时四十余年中的根本性变化。
从惠帝、吕后时期的“无为”
到文帝时期的“以德化民”
，这也是基本国策的一脉相承。
可见，汉初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确与这一基本国策的正确制定和长期延续有极大的关系。
我们还应当看到，这一国策的延续性在大臣中的反映。
史载，曹参代萧何为相，不理事，遭到惠帝斥责，曹参解释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8]惠帝认为曹参说得对。
曹参是刘邦旧臣，对刘邦和萧何的政治举措自然了解至深。
从刘邦的“承敝易变”
、萧何的“顺流与之更始”
，到惠帝、吕后的“无为”
和曹参的“遵而勿失”
，这正是秦汉之际封建皇朝政策转换中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是“易变”
和稳定的统一。
汉初统治者的成功之处，是他们比较恰当地把握住了这一政策转换中的两个不同的环节；而司马迁的高明之处，是他完全洞察了这种“变”
与不变的政治举措对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性，故而能对它们进行深刻而生动的总结。
然而，司马迁的这一总结并不限于此，他还引用当时的民谣来说明上述国策的连续性在民间的反映：“萧何为法，弇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
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又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
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9]这是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当时的民谣和评价曹参的思想与做法，是历史经验的形象的表示和理论的概括的统一。
以上这些，说明司马迁是从秦的酷法役民到汉的“清净”
“无为”
“与民休息”
这一政策的变化，来总结汉初统治者是如何巩固统治、发展社会经济的。
不论是处置封国问题，还是解决民族矛盾问题，汉初统治者都没有改变“与民休息”
的基本国策，这就证明汉初统治者是真正总结了秦亡的教训。
司马迁不愧是伟大的史学家，他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重大的历史经验，并在《史记》中一再反映出来，其深意所在，可以想见。
这就表明，他总结历史经验不仅仅是为了说明历史，还以此来观察现实。
他对于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的认识，正是他上述历史认识的合乎逻辑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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