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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舒”
“中和”
，既是对秦朝“用刑太极”
政策的否定，也是直接影响到西汉前期基本国策的理论根据之一。
汉初统治者内部在政治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有朝廷同异姓封国的斗争，有刘氏集团同诸吕集团的斗争，有同姓封国同朝廷的斗争等，但以“无为”
“宽舒”
“中和”
为理论根据的基本国策却相沿未改，在较长的时期里得到了贯彻。
司马迁显然十分重视这一历史经验。
他在考察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方面注意到它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它的实际效果。
他在《吕太后本纪》后论中指出：“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
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吕太后本纪》所记述的史事，大多是关于诸吕同刘氏宗室及开国功臣争夺权力的斗争，是关于吕后在这个斗争中的种种残酷手段的。
从上文所引司马迁语来看，说明他在总结惠帝、吕后统治时期的功过得失时，没有局限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而着眼于这一时期总的社会发展趋势。
这正是司马迁的历史见识的非同凡响之处。
而所谓“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
，同刘邦废秦苛法，萧何“顺流与之更始”
，陆贾提出“逆取而以顺守之”
的历史经验和“无为”
的主张等，是一脉相承的。
这里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国策，即顺应民心，与民休息。
这一国策在文、景时继续得到贯彻，所以司马迁一再称颂文帝的“盛德”
：“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
[5]“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
[6]司马迁这样盛赞文帝是有道理的，因为正是在他统治的二十多年中，西汉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并迅速发展起来，在惠帝、吕后时期“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的基础上，进而发展到“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的局面。
对于文帝本人的政治才能和治国方略，司马迁有一段记载，写得平实、感人，使人能于细微处见其不平凡的政治家风度，兹录于下：
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
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
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
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
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7]
从这里所列举出的一些事例，可以看出文帝时期的政治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用了“海内殷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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