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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体裁的辩证发展和史家在认识历史上的渊源以及史家所处社会环境提出的要求，终于促成了中国史学上第四种主要史书体裁——纪事本末体的成熟和发展。
南宋史学家袁枢是采用纪事本末的形式撰成独立的历史著作的第一人。
《宋史》本传说他“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
[18]。
这个简略的记载说明，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出现，除了上面讲的那些原因之外，也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具体条件，这就是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的问世及其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影响。
袁枢把“浩博”
的《资治通鉴》“区别”
为239“事”
，因事命篇，合为42卷。
而所谓“贯通”
，一则是指每事皆详其本末，明其首尾；一则是指事与事之间略依时间先后编次。
全书以“三家分晋”
开篇，以“世宗征淮南”
收卷，仍保持通史的体例。
对于不便独立成篇的事件，则附于有关事件之下；而于篇名之下，有时也注明人名或具体事目，使观者一目了然。
全书卷次、所述史事的时期、事目多寡如下：卷1，述战国与秦事，事目3；卷2至卷8，述两汉事，事目43；卷9至卷12，述三国西晋事，事目18；卷13至18，述东晋十六国事，事目44；卷19至卷26，述南北朝与隋事，事目48；卷27至38，述唐事，事目62；卷39至卷42，述五代十国事，事目20。
由此可以看出《通鉴纪事本末》一书的结构及其详略所在，以及它的通史特点。
自称跟袁枢“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
，“相劳苦，相乐，且相楙于学”
的著名诗人杨万里，于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为《通鉴纪事本末》作序。
序中讲到了本书特点和价值。
他概括本书的特点是：“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
甚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迩。
其于治乱存亡，盖病之源、医之方也。”
[19]道出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主要特点，即阐述一件史事的结果之前，总要先阐述它的起因；说明一件史事的发生，总要渐次说到它的发展。
中间四句，是评价本书在文字表述上的成功。
末了两句，是强调本书对历史上治乱存亡的总结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序文一方面指出本书克服了《资治通鉴》“事以年隔，年以事析”
的状态，一方面也认为本书是“入《通鉴》之户”
的路径，还是肯定了《通鉴》的史学地位。
纪事本末体史书不同于以往编年、纪传、典制三种史书各以时间、人物、制度为纲，而是以事件为纲，着意于叙述每一件重大史事的发展过程、因果关系及其产生的影响。
若干件重大史事的连缀，又会使人们在更长的时段和更大的空间里认识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因果关系，以及在更大范围里的影响。
这是史家在认识历史上的发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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