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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提高到崭新的境界。
当司马光“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13]，撰成《资治通鉴》一书并盛行于世时，中国古代的编年体史书的成就达到了它的高峰。
于是元代史家马端临概括了《通典》和《资治通鉴》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的不同途径及其重要意义。
他指出：“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
又说：“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
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
[14]同刘知幾、李翰一样，马端临论述《通典》和《资治通鉴》二书内容的特点，同时也是指出了人们通过《通典》《资治通鉴》去认识历史的两条途径：前者是“典章经制”
的途径，后者是“理乱兴衰”
的途径。
应当指出，李翰、马端临同刘知幾的论述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即李翰、马端临的论述，在讲到史书内容及其特点时，都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思想，而刘知幾则只是就史书内容进行分析。
《资治通鉴》问世后，续作者、改编者、注释者蜂起，产生了许多新的历史著作。
其中，南宋史家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是重要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都是记事之书，前者重视事件的时间顺序，故于同一时间并列同时发生的诸多事件，依时间推移而逐一记之；后者重视每一事件之本末，故所记之事，皆一一详其始终。
在中国古代学人的思维模式中，历来是重视事物的“本末”
“终始”
“源流”
的。
《礼记·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
《荀子·富国》也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
的说法。
这里说的“本末”
，有轻重、主次之意，也有详其始末、源流之意。
司马迁撰《史记》，旨趣之一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15]。
他在讲到自己的不幸遭遇时，也说“事本末未易明也”
[16]。
唐人皇甫湜撰《编年纪传论》，文中亦有“尽事之本末”
[17]之句。
任何客观历史事件，总是有本有末，有始有终。
史学家通过纷繁的历史现象，原始察终，阐本述末，以记述一个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是历史撰述中主体反映客体的基本特征。
《左传》中已包含了这一认识和表述历史的特征。
即以编年、纪传二体的全貌来看，这种认识和表述历史的特征也都是存在的，只是或被编年记事所限，或被纪表志传所隔，不能一目了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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