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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种体裁的基本形式是因事立目，较少受到体例上的局限，有广阔的容量来容纳诸多史事，使形式和内容更便于协调一致。
只要取舍适当，就能使史书内容丰满而形式又不显得臃肿。
这两点，是它在历史认识上和历史编纂上的主要特点。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本源自历史本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史学的发展，人们对过往历史的认识不能不依据史书所记载的“历史”
，这是从客体到主体，再由主体到客体循环往复的辩证关系。
中国史学以其时代的连续性、内容的丰富性、体裁的多样性，为人们从认识史学走向认识历史、认识文明的传承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1]《国语·楚语上》记楚大夫申叔时语：“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
，“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而戒惧焉”
，等等。
《论语·为政》记孔子语：“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论语·八佾》又记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2]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6～1327页。
[3]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页。
[4]参见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7～172页。
[5]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页。
[6]宋敏求等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修晋书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
[7]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03～904页。
[8]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03～304页。
[9]宋濂等：《元史》卷一百六十《王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757页。
[10]娄坚：《读史商语》卷首序，见《续修四库全书》第44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69～370页。
[11]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28页。
[12]杜佑：《通典》序，李翰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2页。
[1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末《进书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7页。
[14]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15]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页。
[16]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29页。
[17]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七百四十二《编年纪传论》，皇甫湜撰，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876页。
[18]脱脱等：《宋史》卷三百八十九《袁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934页。
[19]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首《通鉴纪事本末叙》，杨万里撰，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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