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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司马迁很早就提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8]。
也就是说，在兴盛发达的时候还要看到问题，要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
宋代的史学家们尤其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因为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
宋朝的《三朝北盟汇编》《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几部关于本朝史的鸿篇巨制，都充满了忧患意识。
不独宋朝如此，历代都有许多讨论兴亡的著作。
可见，治乱兴衰的理论，是史学家们极为关注的。
第六是关于夷夏关系与历史文化认同的理论。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是史学家们思想的重要反映。
司马迁曾在《太史公自序》中讲到，写《五帝本纪》的时候，有许多材料是不可信的，是不严肃的。
他经过抉择，写出了《五帝本纪》中的黄帝，他认为这是我们历史的源头。
他还说黄帝有二十五子，被分到各处去了。
司马迁的这种说法影响了后代的史家，影响了各个民族，这就是各族同源共祖的思想。
我们注意到，孔子在民族问题上看得很开阔，有胸襟。
《论语》中讲到“子欲居九夷”
，他的学生说九夷这个地方很简陋，不能去，孔子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9]。
在孔子看来，民族的差别是一种文化的差别，是一种文明进程的迟速差别。
孔子还讲“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
[10]。
因为孔子修《春秋》，我们把他看作史学家。
史学家还从地理环境对民族发展的影响来说明民族的差别，《通典》就是这样看的。
《通典》认为华夏族之所以进步，是因为华夏族居住的地方自然环境比较好，四夷居住的地方自然条件都比较差，因此而落后。
在当时，这种认识是很高明的。
历史上也有史学家讲少数民族的本性野蛮，烧杀掠夺。
但是另外一些史学家是这样来解释的：民族差别是文明进程快慢的差别，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有很多方面。
其中，地理原因是很重要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读《辽史》和《金史》时，可以看到史学家们是怎么反映有关问题的。
金朝和宋朝打得不可开交，却在学习中原的文化，实行科举制，用“五经”
“十七史”
作为考试内容。
[11]金朝由译书所把汉文的许多著作翻译成女真文。
金世宗说，这样做，是要让女真人也懂得仁义道德，这就是历史文化认同。
辽朝的史官写历史，自称是黄帝的后裔，但是唐朝人写的《周书》却说契丹族是炎帝的后裔。
元朝人修宋、辽、金三史时，遇到了麻烦，但他们认为唐人的说法在先，所以取唐人的说法。
[12]不论哪种说法，我们发现史学家们在处理民族渊源问题时，都有文化认同的意识。
这是我们至今没有很好发掘的一个理论遗产和思想遗产领域。
今天讲民族关系、民族团结、统一国家，等等，固然有政治上的需要，但是史学工作者阐述这个问题，还肩负着澄清历史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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