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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历史事实可以深刻地阐明这些问题。
例如，历朝统治者，包括辽、金、元、清这些朝代的统治者，都重视《贞观政要》这部书，都重视唐太宗的统治经验。
辽朝把《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等书译成契丹文，以便于阅读和传播。
金朝的译书所更是把大量的汉文典籍译为女真文，广为传播。
元朝贵族起初也是如此，继而便直接学习汉文典籍。
再看清朝康熙、乾隆这样的皇帝，他们的汉文化修养达到了何等高度，这就是历史文化认同。
清代的文书和碑刻多用几种文字，也是历史文化认同的表现。
这些都是我们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发掘和弘扬的。
我们的国家是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这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形成的。
第七是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
这方面也有丰富的积累。
例如，关于时势和英雄的关系，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从司马迁的笔下可以看出，刘邦手下的文武大臣，不少人出身于社会下层，随着刘邦打天下，成了开国功臣。
为什么？时势造就了他们。
对此，司马迁多有评论。
唐朝人所撰的《隋书》写隋文帝南下灭陈时，手下有一批人也出身于下层，因建立了功勋，成了隋朝开国功臣。
正是所谓风云际会使得最普通的人成了英雄人物。
这就是时势造英雄的思想。
再比如，关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
唐太宗在《晋书》史论中高度评价了司马懿在统一事业中的贡献，肯定了他的智谋和历史功绩。
但是唐太宗也说司马懿常用阴谋诡计，这方面不可取。
这是从道德方面批评他，但并不因此而否定了他的历史功绩。
可见，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不是完全对立的，是可以协调的。
古代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处理得很好。
这里还要指出一点，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认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上，有很深刻的见解。
在司马迁笔下，普通人很多，有手工业者、小业主、游侠、刺客、士兵等。
司马迁不仅认识到人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而且用《史记》这部书表明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
可以认为，《史记》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上人本思想的确立，后来的正史有的虽然也讲天命，但他们仍然大量地写人的活动。
中国的史书和中国史学的特点之一是重视人的作用。
第八是关于人民、国家、君主之关系的理论。
孟子讲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13]，讲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上面说到，从荀子、魏徵到唐太宗讲水和舟的关系，这种思想体现了古人已经朦胧地认识到民众在这些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
魏徵是政治家，也是史学家，他写了《隋书》的史论和《梁书》《陈书》《北齐书》的总论，颇具史识。
以上讲的八个方面的理论，在层次上或许有所不同，但都有丰富的积累。
其中有些概念是很重要的，例如，天人、古今、时势、理、道、通变、治乱盛衰，等等，都是中国史学上经常使用的概念。
如果对这些概念加以综合，或许可以梳理出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轨迹并展现其所达到的成就的高度。
近代以来，历史理论发生了变革。
上溯更早一点来说，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君主专制的抨击，就有明显的批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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