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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已经朦朦胧胧地认识到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
柳宗元批评了圣人之意，又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生人之意”
，生人就是民众。
他说大唐之有天下不是圣人之意，而是“生人之意”
[6]。
这里包含着把民众作为历史动力来看待的意思。
从理论上讲，有些概念，如“时势”
和“事理”
等，是值得重视的。
时势是人们不能改变的，事理包含着对历史运动中有规律存在的猜测。
司马迁讲“事势之流，相激使然”
，就是说各种因素的交错活动使得社会发生变化。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先辈既看到了历史运动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同时也看到了民众的意愿对历史发展变化的重要作用。
第五是关于治乱兴衰的理论。
关于治乱兴衰之故的探讨，在历代史学家那里都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史学家讨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治乱兴衰的问题。
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今天我们不也是如此么？我们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的关注，仍然是考虑“治”
的问题、“盛”
的问题，希望我们国家长治久安。
从荀子一直到魏徵、唐太宗，都讲水与舟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水和舟的关系搞错了，就要乱。
汉初，陆贾向汉高祖讲的“逆取”
与“顺守”
的辩证思想，极有道理。
什么叫“逆取”
和“顺守”
？司马迁在《史记》中总结了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秦朝和六国做斗争的过程就是“逆取”
，所谓“逆取”
就是针锋相对，于是灭了六国，实现了统一大业。
接下来应该是“顺守”
，“顺守”
就是顺乎时势，顺乎民意。
可惜秦朝没有这样做，而是严刑峻法，过役民力，故二世而亡。
[7]汉初的政治家和史学家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认为治理国家一定要顺守，要顺应民意。
汉初的“与民休息”
“无为而治”
不是偶然的，是最高统治集团对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解。
汉初总结的逆取和顺守的关系，有很深刻的政治道理和哲学道理。
对治乱兴衰的关注，反映了史学家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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