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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指周王，后来才指一般贵族，才指普通人。
当周王被称为“人”
的时候，广大的人被称为“民”
。
也就是说人的概念在变，这在史书里也有反映。
天人关系中如“天命”
与“人事”
的位置是怎么颠倒的？开始天命是主宰人事的，后来人们怀疑天命，更重人事，进而否定天命可以干预人事的传统观念，从人事本身来说明各种社会现象。
这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这是思想史、哲学史著作都会讲到的。
不过它们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少引用历史著作。
我们现在作为历史学的理论来研究时，当然首先要看到史学家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同时也要考虑到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是怎样看这些问题的。
第二是关于古今关系的理论。
古今关系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古今有没有联系？有什么联系？是倒退、前进还是循环？这三种观点在中国史学上都有反映，分别是倒退的历史观、进步的历史观、循环的历史观。
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朴素的、进化的历史观逐渐占据主流。
今天还有人说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动辄称颂三代，其实史学家很早就不这样讲了。
例如，《贞观政要》的作者唐代史家吴兢认为，把唐太宗的政治业绩好好学习学习，就足以把天下治理好，不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4]。
这种事例很多，可以说，关于古今关系问题，我们的先辈有很多真知灼见。
第三是关于历史进程的理论。
我们这里用“历史进程”
这个概念而不用“发展”
这个概念，是因为古人对“发展”
这个概念并不明确。
先秦的思想家已经提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等，有历史分阶段的思想。
而《史记》中的诸表，是划分历史阶段的杰作。
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里还提出了关于国家产生的一些猜想。
他认为，人首先要吃要穿，为了吃穿就要寻找工具去取得这些东西，为了寻找工具就会发生争执，发生争执就要找人评判，小范围的首领评判不了就要找大范围的首领评判，大范围的首领评判不了就要找更大范围的首领，于是诸侯、天子就这样产生了。
这种观点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相比，一个是天才的猜想，一个是科学的真理，但这个天才的猜想不论多么幼稚，总会使人感到它多少包含了一些真理的成分。
第四是关于历史变化动力的理论。
在西周以前，人们说天命可以主宰一切，后来人们重人事，在重人事的过程中人们还是更看重“圣人之意”
。
文、武、周公都是圣人，圣人能够规划所有的事，按圣人的意思去做就不会错。
柳宗元的《封建论》却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分封“非圣人意也，势也”
。
也就是说，客观形势决定了周朝必须实行分封之制。
司马迁在《史记》里讲到了各种社会现象的运动使社会发生变化，叫作“事势之流，相激使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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