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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注虽然不是一种独立的体裁，但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时成为史书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我们比较熟悉的，如《国语》韦昭注、《左传》杜预注、郦道元的《水经注》、《洛阳伽蓝记》杨衒之自注、《史记》三家注、《三国志》裴注、《汉书》颜注、《通典》杜佑自注、《资治通鉴》胡注、《史通》浦起龙注等，都是有名的注。
这些注，第一，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原书；第二，注里反映的注家的思想同样能够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正因为如此，有名的注和原书往往会成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以上讲的八种史书表现形式互相补充、交叉，对于记述和反映中国历史面貌，反映一代史学家和学人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认识。
有些表现形式，在当今的史学活动中是可以借鉴的。
（三）历史理论的积累
首先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应当区别历史理论同史学理论内涵的不同。
所谓历史理论是指人们对客观历史运动的认识，所谓史学理论是人们对历史学这个学科的认识。
多年来我们把两者混为一谈，今天这种现象仍然十分普遍。
历史是客观的，史学活动就带有主观的因素了。
1924年，李大钊出版《史学要论》一书，共六章，第一章讲“什么是历史”
，第二章讲“什么是历史学”
，把两者严格地区分开了。
我们研究历史学的理论问题，也要看到对象的内涵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历史理论，一个是史学理论。
当然，二者是有联系的。
我要说明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中国古代史学中有没有历史理论。
多年来，不少史学工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历史理论，有的史学工作者甚至说中国只有“记述史学”
，没有理论。
那么，中国史学既然有世所公认的伟大的成就，为什么就没有理论呢？这是不能让人理解的。
难道中国古代的史学家都没有思想？问题究竟在哪里呢？我认为，原因之一，是人们对史学遗产不了解。
中国史学史还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研究的人又很少。
大多数的史学工作者的精力主要放在对具体历史领域的研究，如断代史或断代史中的某一个部分，未及考虑史学。
原因之二，是研究中国史学的学者（包括我自己）对理论遗产的发掘和总结不够。
中国史学史从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提出来，30年代开始有著作出版，一直到80年代，大多是讲中国有哪些历史书，有哪些史学家，他们有些什么样的思想，史书编纂有些什么发展，等等。
其中无疑会涉及理论问题，但是没有把理论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这是史学史研究者本身的责任。
现在我们的看法有些进展，按照我的肤浅的认识，中国古代史学有辉煌的理论成就。
刚才我们讲到的《史通》《文史通义》就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成就的代表作。
此外，还有《新唐书纠谬》《史略》《文献通考·经籍考·史部》《史学要义》《廿二史札记》等，都有鲜明的史学理论色彩。
说到历史理论，把视野拓展一点，如《吕氏春秋》《新语》《淮南子》《盐铁论》《人物志》《帝王略论》《贞观政要》《唐鉴》《唐史论断》《通鉴直解》《读通鉴论》《宋论》《明夷待访录》等书，都蕴含了丰富的历史理论内容。
根据目前我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初步研究，我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有一些积累。
第一是关于天人关系的理论。
“天”
的含义至少有三个：有意志的天，自然界的天，作为客观环境的天。
关于“天”
的思想是怎么发展的，史学家是怎么认识的，在史书里是怎么表述的，都有丰富的内容。
“人”
的含义也有多种，《尚书》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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