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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中，我把史学批评同史学理论联系起来，并认为史学批评是推动史学理论发展的动力之一。
20世纪90年代初，我有幸参与了两个学术工程。
一个是十卷本的《中华文明史》，此书按专史分工撰写，按断代编纂，我撰写了二十个专史中的中国史学史，并主持编纂十卷中的隋唐五代卷。
这对我来说，是在专史方面的“通”
的考验，也是我首次完成对中国史学史作“通”
的论述。
《中华文明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台湾地区有关出版社随即出版了繁体字本。
另一个学术工程是《中华文化通志》，我承担“学术典”
中《史学志》的撰写。
这是用中国古代志书的体裁来反映中国古代史学的面貌和成就，对我来说，是又一个考验。
因为这不是写“史”
，而是写“志”
，写“志”
就应当设计出来若干个互有联系的专题。
显然，撰述这种体裁势必须具有理论视角。
对此，我在主观上也有了一点准备，至少已有了这方面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要求。
《史学志》凡九章，前五章讲史学发展历程、史官制度、史书编撰形式、文献整理和史学方法；后四章讨论历史观念、史学理论、史学发展规律和优良的史学传统。
必须承认，当时对我来说，除了史学发展历程这一部分以外，其他各章写起来都很困难，尤其是后面几部分。
正是在《史学志》一书的撰写中，我第一次尝试从具体对象上把“历史观念”
与“史学理论”
分别予以论述。
我认为，仅仅从理论上说明二者的区别和联系是不够的，只有在具体研究对象上对它们分别论述，才可以真切地看到二者的特点，从而也可以更清楚地表明，二者虽有一定的联系但毕竟是不同的研究对象。
——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发展大势及主要问题。
我在1992年发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之后，就曾考虑写一篇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的文章，使二者成为“姊妹篇”
，但始终未能写成。
这是因为，历史理论要比史学理论更复杂一些，关键是对于“大势”
的趋向及其阶段性特征，都应从中国史学史的总的进程中加以考察和分析。
对此，我在很长的时间里都难以确定。
于是，我把思考的重点转移到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上面，并于2004年在《学术研究》第1期上发表《略说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一文。
这里说的“特点”
，并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参照物相比较而得到的，其实就是我个人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粗浅认识，从中概括出具有一般意义的几个特征罢了。
在这些特点之中，以胡三省说的“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
和章学诚说的“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
最为重要。
这是因为，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正是他们的见解道出了古代学人（包括史学家）表达理论的一般形式。
再就是对理论问题探讨的连续性，这也正是中华文明发展之连续性特点的一个具体表现。
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脉络的认识，又经过几年的思考，我于2011年在《河北学刊》第6期上发表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大势》，用形成、发展、繁荣三个关键词，把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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