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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这个机会，我想谈谈自己的一点摸索。
——关于史学遗产和“史学概论”
的启示。
1979年，我在《历史研究》第8期（这一年《历史研究》是月刊）上，发表《略谈〈隋书〉的史论》一文，论文涉及历史形势和政治统治得失成败的问题、时势和“英雄”
的问题、统治者对理想的社会秩序的诉求问题等，但当时并未产生以理论视角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自觉意识，只是认识到《隋书》出于魏徵等人之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初统治集团的历史思想，从而影响到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政治决策等。
1981年，白寿彝先生连续发表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的文章，谈到了中国史学上的历史观点的一些问题和史书编著中的一些问题，引发了我对于史学遗产中理论问题的兴趣。
在兴奋之际，我写了一篇评论性的文章——《史学遗产和史学研究——读〈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书后》，发表在《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
尤其是第一篇《答客问》中讲到历史进程、历史形势、地理环境同历史发展的关系，物质生活同思想道德的关系，历史发展规律等问题，对认识史学史中有关历史理论问题的探讨有很大的启示。
《答客问》中关于史书编著和历史文学等许多问题的提出，对史学史中有关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也有许多启示。
1982年，白寿彝先生主编《史学概论》一书，嘱我写“史书的编著”
和“史书的体例”
；1986年前后，白先生主持撰写“大通史”
《导论》卷，又嘱我写“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
。
这两次“命题作文”
，能勉强交卷，都与受到《答客问》的启发有关。
——关于“史学批评”
和《史学志》的思考。
1989年，《文史知识》编辑部希望我在该刊开辟专栏，发表系列文章。
我深知，发表系列文章有两难：一是问题（研究领域）的抉择，二是文章的连贯性。
这两点，在学识上和时间安排上都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
。
经过再三考虑，我还是决定接受这种“挑战”
。
这次，从理论视角看待中国史学史的自觉性有所增强，我选择了史学批评这个“主题”
，因为我曾写过两篇关于史学评论的短文，一篇是《谈史学评论》，发表在1985年2月27日的《光明日报》；另一篇是《从史学评论说到史学家的自我意识》，发表在《安徽史学》1987年第4期。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连载从1991年第1期开始，首篇题为《一个有待于辛勤耕耘的园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历史和理论》。
可以说，这是自觉地突出了理论问题。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
这个专栏共连载了18期，涉及一些一般性的史学理论问题，如史家作史的态度与“心术”
，如何对待历史事实，从形式与内容的审视到思想的剖析，关于历史变化动因的认识，观察历史的两种视野，史学批评的标准，史学的审美，史论的艺术，史学批评的道德标准与礼法原则，史学批评的方法论，史学批评与知人论世，史学批评与史家素养，如何走出史学批评的误区，史学批评家的历史命运，史学批评的社会意义等。
对于这些理论问题的阐述，我都是结合中国古代史学展开的，而所使用的概念、术语也都取自古代史学，渊源有自。
连载刊登过程中，老一辈学者支持说，这样来写史学史，有新意；年轻的同行说，这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有的学者发表评论，认为这为开展当代史学批评提供了借鉴等。
这些好评，一方面是对我的勉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史学批评这个研究领域本身的魅力。
此后，研究史学批评的论著逐渐多了起来。
与此同时，我试图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做宏观上的思考和把握，并在一次学术讲演的基础上写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发表于《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随后刊登于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文章的四个部分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产生：从史学意识到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的提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史学理论的繁荣和理论形式的丰富；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批判、总结、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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