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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跨度和历史进程上看，先秦秦汉为第一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为第二阶段，五代宋元明清为第三阶段。
这三个阶段的发展趋势，也同我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相吻合。
而真正能够反映这三个关键词的内涵的，不是这三个空泛的关键词，而是书中所讨论的一个个专题，如天人关系论、古今关系论、时势论、理道论、通变论等。
如前所述，这些专题大多具有探讨上的连续性特点，同时也大致可以划分出它们发展的阶段性。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大变化之一，是理论研究加强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刘节讲授中国史学史，有时讲到史学家们的“历史哲学”
，虽然讲得极为概括，已是十分突出的了。
而自20世纪80年代，关注理论问题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者渐渐多了起来，重点在史学思想研究和史论研究。
可以说，从理论视角看待和研究中国史学已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潮流。
这一重大变化的学术意义和理论意义在于发掘、整理、解说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
白寿彝先生在讲到自先秦思想家至明清之际王夫之的思想传统时，认为：“自慎到、韩非以后，说势说理不尽相同，但对于社会现象、历史现象的观察，都是从客观的现实出发，是有唯物主义因素的。
我想，这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研究这种萌芽的思想既然有这样悠久的历史，却又为何不能发展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一个很有理论意义的问题。”
正是因为有这种“唯物主义萌芽”
的存在，中国近代学人（包括史学家）在多种思潮中选择了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
20世纪40年代，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问题，至80年代，翦伯赞、尹达、白寿彝先生等人仍然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
依我的肤浅理解，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问题，一方面是要遵循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看待与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史学，如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人类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地理条件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等，应当成为研究历史和史学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同本国的以及外国的历史与史学相结合，即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本国的以及外国的历史与史学。
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进一步取得民族形式的过程，也是毛泽东说的“中国作风”
“中国气派”
。
这是思想、内容、形式三者的统一。
从这个意义上看，重视发掘史学遗产中的理论成就，用唯物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加以总结和阐述，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任务。
当我着手整理这部文集时，我在想：这是对自己学术道路、治学经历的一次总结，自然也是一次反思的机会。
于是我默默地向自己提出三个问题：一是，你的研究对你自己来说，这些年是否不断有所进步？二是，你的研究对历史学科来说，是否增添了一点新的东西？三是，你的研究对社会来说，是否具有某种参考的价值？人贵“三思”
，这三个问题，正是我此时自我反思的三个方面。
当然，我是把它们作为自我鞭策的动力看待的。
我始终相信“以勤补拙”
，新的进取依然要落实在这个“勤”
字上。
此次出版的这部文集，凡十卷，大致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理论方面，如第一卷《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从过去到现在和未来的传承》、第二卷《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外一种）》、第三卷《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外一种）》；二是通叙中国史学史方面，如第四卷《中国史学史纲》、第五卷《中华史学志》；三是断代的或专题的中国史学史方面，如第六卷《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附《〈南史〉和〈北史〉》）、第七卷《唐代史学论稿（增订本）》、第八卷《20世纪中国史学论集》、第九卷《白寿彝与20世纪中国史学》；第十卷《走进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近三十年史学演讲录》，可视为对于上述三个方面内容的某些补充。
这一编次，恰与前文所述我的治学历程及研究领域之先后顺序，呈相反的方向，使研究路径的实际与思想反省的要求形成辩证互动的格局。
区区之心，祈读者朋友谅察。
是为序。
瞿林东
2016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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