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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两条路径，第三条路径就显得顺利一些，这就是90年代末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纲》。
这些年来，不少读过《中国史学史纲》的朋友反映，此书在“通”
的基础上还突出地显示了史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里，我想着重说的是，“通”
的尝试，不仅使我加深了对中国史学史的认识，而且也为我后来主持《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和《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做了必要的准备。
前贤讲究的“通识”
，是我们在治学上追求的目标之一。
史学史研究要求人们在研究到一定深度的时候，要向理论方面发展，这也是一个规律。
改革开放后，在新的历史时期，哲学社会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不独研究成果有了丰富的积累，而且学科的理论建设也有了明显的提升。
中国史学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如此。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即把它视为从理论的视角研究中国史学史。
这一变化，不仅使中国史学史研究内容更加丰富了，有了理论方面的因素，而且也推动了理论领域的研究。
那么，这一变化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一趋势的出现，有两个推动力。
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史学界的“理论热”
（如关于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全国性史学理论研讨会的举办，史学理论性质刊物的创办，史学概论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外国史学理论著作的引进等）所产生的冲击，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受到理论研究很大的影响。
二是中国史学史自身的发展，其中有关理论问题的探讨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前，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是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此书主要阐述史官、史家、史书及史学发展趋势，撰述思路依官修史书与私家著史两条线索展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一些学者有关中国史学史专书的出版和史学史专门刊物、史学理论专门刊物的发行，中国史学史研究显露出新的发展势头，而关注史学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也就随之而起。
值得注意的是，说到理论问题，中国史学有一个传统，是“未尝离事而言理”
，“理”
是从实际、从事实中概括出来的。
所谓“理”
在“势”
中，是否就是这个道理。
认识这个特点和传统，对于如何认识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我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研究，多得力于这一启示。
当然，我今天对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的认识，也只是个开始，但毕竟增强了研究的信心。
中国的史籍太丰富了，不论是研究中国史学遗产中的“历史理论”
还是“史学理论”
，都还有广阔的空间和可以预期的前景。
近现代以来，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已经走过了约九十年的历程。
我时常在想，当今我们应当怎样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进而推进它的深入和发展。
我有一点粗浅的认识，就是从理论的视角研究中国史学史。
作为亲身经历者，我对此有真切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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