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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面说明自己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正说明我对唐代史学知之甚少。
因此，一旦开始真正接触唐代史学并逐步深入了解它的时候，不仅眼界打开了，而且学术热情也被激发出来了。
我想这就是学术本身的魅力，唐代史学自有它独特的魅力，其他学术领域也有各自的魅力，关键在于研究者的真诚投入和细心耕耘。
1989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研究中国史学史的第一本论文集《唐代史学论稿》。
一时兴起，我集了唐代书法家柳公权的字作为论集封面书名用字，又以敦煌文献中虞世南《帝王略论》抄本残卷书影作为论集封面的底图。
现在回想起来，那份激动的心情，似乎至今都还留在记忆中。
这里顺便说说，关于《唐代史学论稿》一书，2015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
这一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唐代史学论稿》的增订本；与此同时，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亦为《唐代史学论稿（增订本）》立项外译。
对此我深感社会对我的关怀和鼓励。
以唐代史学作为研究中国史学史的第一步，不仅使我在学术上有了一个“立足点”
，积累了一点治学的经验，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而且因为研究所得是关于唐代史学的第一本论集，自然受到海内外同行的关注。
论集中的有些论文在发表之初就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例如，《略谈〈隋书〉的史论》一文在《历史研究》发表后，引发了一些同行研究史论的热情；《唐代谱学简论》一文在《中国史研究》发表后，引发了隋唐史研究者的评论，认为此文对于认识唐代的士庶斗争具有参考价值；通过对杜佑《通典》的研究，把史学家明确提出经世致用的思想提前至不晚于中晚唐时期的观点，也为一些同行所认同，等等。
总之，关于唐代史学的研究，不仅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或多或少有补于关于唐代社会历史的研究。
这对我来说，同样是一种鼓舞。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十年，是我重点研究唐代史学的十年，那么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十年，则是我摸索着追求中国史学史之“通”
的十年。
从专注于唐代史学，到追求史学史的“通”
，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是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
简单说来，唐代史学有源也有流，探其源而究其流，这是“通”
的自然发展趋势。
第二，当初决定研究唐代史学时，我也有一个模糊的想法，就是可以上下延伸，往上可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往下可以探讨两宋史学。
第三，是一个客观原因，即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中心之一，有责任写出一部贯通的中国史学史。
20世纪90年代，是我试探着走向中国史学史之“通”
的年代。
可以说，这十年中，我是自觉地、有时也是被“逼”
着朝着“通”
的方向努力。
概括说来，大致有以下几条路径。
一是撰写“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
系列文章。
看起来，这个系列文章是按专题或范畴来写的，但不论是专题还是范畴，为了说明问题，都需要上下贯穿，前后联系，无疑包含着“通”
的诉求。
二是撰写《中华文化通志·史学志》。
这是按古代志书的体例来撰写中国史学史。
在具体处理上，我起首写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这是要求上下贯通的；而其余大部分内容是按宏观的专题来写的，因每一专题内涵丰富，有更大的空间来贯穿古今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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