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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概念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在中国自然法则的主人不是全能的上帝。
“不是某个众王之王在天上传令‘要有！
’，就会出现普遍和谐，”
李约瑟说，“和谐来自宇宙中所有物的自发合作；它源于对自我天性中内在必然性的追随。”
中国思想并不相信自然法则的代码可以被破译——到底是不是比我们更加理性的神创造了这些代码，答案尚不明确。
中国人从未有过与库萨的尼古拉类似的观点，即人就是“自然的目标”
，或者帕拉塞尔苏斯认为的“上帝希望我们知道一切”
，中国人也不认为人是存在的中心。
中国的自然哲学家将自己视为宇宙的一部分，宇宙中天地相连并悬浮在最高端，阴和阳相互对立，合而为一，推动着万物的变化。
中国的科学思想是整体式的考量，或者用李约瑟的话说是“有机的”
。
对自然的分析和剖析不是它的首要目的，也不是对自然的统治，而是要与自然和谐。
最重要的是，在出生与重生的永恒循环中经受考验。
中国古代的物理学以相互影响为出发点，而不是因果律；可以追溯到墨子（前479—前381）的“墨家”
思想研究了逻辑、几何光学、经济学和力学等，后来却被遗忘，是科学的大不幸。
对于道教来说，理性研究和经济活动根本不是应该考虑的问题。
道家用深奥的学说满足人们在佛陀智慧中无法满足的渴望。
道教徒通晓神迹，供奉神明以求得升天成仙，长生不老，并一直追寻与那能够包容一切的、不可言说的“道”
——“道路”
——的和谐。
在许多远东宗教中，开悟从来不依靠逻辑和辩证法，而是要依靠仪式、冥想和身体技术。
儒家感兴趣的是家庭、社会秩序以及个人的教育和教化，后者是秩序良好的国家的基础，技术和科学几乎没什么地位，只有偶尔的例外。
但儒家和佛教一样，并未给科学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
儒家格言“温故而知新”
很少被人牢记。
此外，中国科学想要的是实际用途，构建科学体系对它来说很陌生。
与欧洲思想史的一个不容置疑的差异在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不了解希腊传统及其中蕴含的批判方法。
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欧洲思想家有相似的想法——比如他们也会权衡优劣，提出类比并引用古籍。
但他们不熟悉证明和论证的概念，也不了解反驳和反证的辩证游戏。
例如拥有批判思想的新儒家学者王阳明（1472—1529），虽然他在对话中喜欢用内心生出的“良知”
反对照本宣科，却也是以学生的姿态充满敬畏地向聪慧的老师提问，而不是讨论。
像李贽（1527—1602）和耿定向（1524—1594）这两位知识分子之间的激烈辩论，实属罕见。
李贽反对古人权威和儒家权力，捍卫知识分子的自主权。
他因为这种非传统的观点而陷入困境，最终自杀。
理想的儒家学者与欧洲的学者不同。
儒生就像一个友善的本笃会修士，最想远离的就是高声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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