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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欧洲人学习本来可以让中国实现“巨大的飞跃”
。
但他们没有做这样的尝试。
中国对待外国人以及当时已经非常可观的“西方奇迹”
一直非常保守，其中有一个原因，这种态度同样出现在日本：中心位置的傲慢，以及错误地认为自己不需要周围世界，因为自己远比周边优越，就像太阳凌驾于月亮之上。
此外，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一直缺乏探路者。
对于东亚的商人来说——除了商人还有谁能为文化交流铺平道路？——在白银盛行的时期之前，欧洲除了木材、毛皮和奴隶，什么也没有提供过。
相应地，云游西方的人也寥寥可数。
一群年轻的日本人曾经在1584—1586年巡游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次旅行是耶稣会士安排的。
不久之后，一个波斯使团在1599年前往拉丁欧洲。
一位随行人员在呈送阿拔斯一世的报告中描绘了一个在东方难得一见的欧洲，他讲述了佛罗伦萨、马德里和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的阿兰胡埃斯花园。
直到此时，波斯只有这份报告和其他少数作品，而拉丁欧洲的文献可以装满整个图书馆。
长期以来，欧洲的地理学家已经绘制出整个地球的形状。
根据格哈德·墨卡托（GerhardMercator，1512—1594）的方法，人们可以将地球投射到圆柱体上。
单在1472—1500年制作的地球仪和地图就多达5.6万件，至16世纪时甚至达到数百万。
与之相反，曾经充满好奇的中国将自己封闭在狭隘的知识体系中，对世界尤其是“远西”
的想法非常独特。
中国学者知道非洲的三角形形状，明朝的一张地图上还把德国标记为“阿鲁曼尼亚”
。
但中国学者认为地球是扁平的，而中国“最伟大的探险家”
、号“霞客”
的徐弘祖（1586—1641）曾经深入游览中国各地，却从未越过边界。
一些中国人直到19世纪还认为，所有的知识，甚至欧洲的知识都起源于中国。
亲历“西方”
，并以中国人自己的视角所写出的第一份真实报道，可能来自林鍼的《西海纪游草》，他于1847年从厦门启程前往纽约，在美国待了一年半后回到自己的家乡。
对西方技术的了解让他热切提笔，用抒情的语言记录所见所闻。
“技夺天工灵活，集版印书，以及舟、车、舂、织、锤、铸等工，均用火烟轮，运以机器，神速而不费力。”
他叹服道，“应心得手，创一技便可成名。
其俗不尚虚文，凡人能首创一艺，足以利世，特加奖赏。”
斯多葛，而非戏剧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逐利的心态，或者仅仅是为了生存和养家糊口而奔忙，都可能导致儒家理想被置之不理。
在科学领域，情况大相径庭。
意识形态的束缚在这里很强大，往往是压倒性的。
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大多都通过了科举考试，他们熟知儒家教义，早已内化儒家自然哲学的原则。
他们对自然和宇宙的看法与欧洲人矛盾的思想世界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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