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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资助机会无疑是中国没有重大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
欧洲从大量地产中获得了资金，用来资助科学和艺术，这种事在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几乎不存在，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没有拥有地产的世袭贵族。
所有耗资比较大的研究都由朝廷最终拍板。
朝廷的话语权有多大，在关于哲学问题的争论中就可见一斑。
比如朱熹，这位博览群书的“中国的亚里士多德”
，伟大的儒学家。
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的学说先是遭到猛烈抨击，后来又成为治国理念。
如今，朱熹已经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
他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一起合称“四书”
，直到20世纪都是科举考试的内容。
阻碍创新发展的还有僵化的社会结构。
工匠手艺通常是父传子、师传徒。
这对创新而言是巨大的障碍，因为该制度不利于更专业的新行业的扩张，与欧洲情况相反：例如那些生产精密机械设备，甚至只是螺钉生产和螺纹加工的行业。
在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有三分之二的人口都是“自由”
劳动，但在中国这个比例最多只有5％。
许多知识只在当地传播，虽然在田间流传的手册也传授了农业知识，并宣传甜瓜、甘蔗、棉花和其他水果的种植方法。
明代后期的书籍产量有所增加，然而，每年不到50册的增量还是远远落后于欧洲。
其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学术文献。
1637年出版的技术百科全书《天工开物》是专为业余爱好者或朝臣的消遣所著，而不是为了向大众传播技术。
在这种情况下，书籍媒介尽管有各种缺陷还是能够发挥影响，而且识字的人也越来越多。
但是，在欧洲导致翻天覆地变革的消息在中国不存在。
中国大型图书馆中只有少数对广大受众开放，第一个公共图书馆直到1905年才建立。
古代科学的小规模复兴背后通常是中央政府的推动。
天文学和历史学的核心都在各自的官方场地内，一般是宫廷的官僚机构，还有少数几所书院。
想找到一本批判性的史书简直是白费力气，没有哪本史册能考虑到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中断。
在中国参与科学讨论的人数微乎其微，这与欧洲不同，与伊斯兰的堡垒类似——不仅是从国家规模来衡量。
书院最初是文人和官员会面和交谈的地方，也是保存知识的地方，直到18世纪末一直在国家监督下运行。
书院最重要的功能是为僵化的科举考试提供了培训的场所。
整个社会一直处于“被困住”
的状态。
16世纪，明朝博学多识的大臣提出，皇帝要尊重某些仪式的自然秩序，这只是迈向君主立宪制的一小步。
城镇自治只是口号而已，村庄只有在国家的“仪式保护伞”
下，才能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
与其他非欧洲文化一样，宗族间铁链般的纽带阻碍了社会流动，直到明末才能观察到更多的流动性。
然而，与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一样，这里也没有形成资产阶级社会。
如果说实现工业化的突破需要先进的机械技术，那么它直到18世纪在中国都无处可寻，在东南亚、日本、俄罗斯或非洲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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