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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把商人和放贷者赶出圣殿，而人类的苦难从食用知善恶树的果实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然而，欧洲的现代性主要是资本家和学者造就的，尽管有起有落。
事实上，宗教经常只是回应世界的混乱，而无法驯服世界。
在快节奏的时代，宗教让人们可以歇息，从喧闹的日常生活躲进一个安静的角落。
否则，欧洲中世纪只会有爱好和平、虔诚和谦虚的人群，而不会出现资本家。
人们不应高估宗教教义对辛劳大众日常活动的影响。
中国的贸易在17和18世纪蓬勃发展。
在长江三角洲，近代早期的农业生产力可能比其他任何地方都高，附近的景德镇成为世界瓷器制造之都。
但是经济仍然以小规模家庭生产和由国家组织的税收经济为特征。
中国的利维坦以税收、垄断和关税为食。
与欧洲国家对资金的渴求相比，中国对信贷的需求仍然远远落后。
与欧洲不同——想想富格尔家族与哈布斯堡的艰难同盟——中国朝廷与资本主义没有任何联络。
此外，这个发明纸币并且制定了第一套货币理论的国家并没有出现银行系统。
当然，所有这些都不应妨碍科学进步或新技术的发展。
工业崛起的一些条件并不缺乏；勤劳的人、制造业、煤炭，还有维持秩序与和平的国家。
尽管信贷体系不发达，但可调动的资本非常丰富。
缺少的就是技术创新。
可惜中国只出现了种植技术的改进和传统发明的微小调整。
与几千年前一样，中国经济主要靠数百万人的力量发挥作用。
普罗米修斯仍被绑在高加索的岩石上，他没有到达长江江畔。
傲慢的巨人
印刷术的命运就展现了中国的技术停滞。
这种停滞不仅能在中国观察到，韩国和日本——这些最早认识到印刷术基本原则的国家——在技术上同样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
在中国和韩国，都有人试验过活字印刷，最晚在13世纪还出现了金属活字，但是，由于没有人想到印刷机，人们不得不一直从染色的木块上把纸张从背面揭下来。
坚持使用木材源自中国人对书法的喜爱，柔软的毛笔让人们可以随意挥洒泼墨。
他们逐渐开始使用青铜活字，但仍然没有印刷机。
当时的访客清楚地观察到了中国的“大迟缓”
。
1602年访问中国的耶稣会士迭戈·潘托亚（DiegoPantoja）写道：“这里能找到许多好东西，但都没有付诸实践。”
为什么会这样？首先一个原因便是，国家的目光落在政治和社会局势上。
科举制度在明朝后期成为通往高等官职的独木桥，自然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分一杯羹。
欧洲体系肯定不如中国、越南和韩国那么理性，但它更开放。
年轻时曾是一名雇佣兵的梵蒂冈图书馆馆长官巴塞洛缪·普拉提纳（BartolomeoPlatina，1421—1481）和列奥纳多·布鲁尼在这个中心帝国根本没有发展机会。
据说布鲁尼之所以能在教皇宫廷得到秘书职位，仅仅因为他手写的教皇口谕比另一个竞争者的更漂亮。
如果布鲁尼没有在罗马或佛罗伦萨获得成功，对他这样的高素质人才还有上百种其他的选择。
毕竟意大利有很多相互竞争的宫廷和城邦，它们都会提供一份薪酬，而且还有丰富多样的大学、学院、修道院、博物馆，以及炼金术士的厨房、讨论圈子和图书馆，它们都反映了拉丁欧洲的政治局势，也持续提供研究和学术对话的场所，这样的环境在中国不可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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