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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这个道理我懂，可问题是凡事总要有个度，不能过于明目张胆、贪得无厌。
所以我屡屡劝诫儿子，让他收敛一点。
没想到世藩却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
我忍无可忍，觉得这么下去迟早有一天会给家族带来灭门之灾，遂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七月上疏天子，要求将世藩罢官，遣返原籍。
可谁也没有料到，奏疏呈上之后，天子不但没有罢免世藩，反而将他擢为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宝司事。
有了天子撑腰，世藩从此更是有恃无恐、变本加厉。
对此我也只能苦笑。
摊上这样一个宝贝儿子和这样一个宝贝天子，我还能怎么办呢？
夏言最终的失败源于“河套之议”
。
所谓“河套”
，指的是黄河的“几”
字形凸出部及其周边流域。
这个地区具有较好的自然条件，历代均以水草丰美著称，故民谚有云：“黄河百害，唯富一套。”
然而自从孝宗时代起，河套地区便被鞑靼（后元）的中兴之主巴图蒙克（自称“大元可汗”
，《明史》称“达延汗”
）及其子孙所占据，到了嘉靖一朝，达延汗老死，他的两个孙子吉囊和俺答兄弟盘踞河套内外，连年入寇，成为本朝一大边患。
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吉囊病死，所部尽归俺答。
此后，俺答更是年年进犯，大明百姓饱受**，戍边将士大多战死。
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时任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的兵部侍郎曾铣提出了收复河套之议。
奏疏呈上，嘉靖皇帝命兵部复议。
兵部认为明军主动出击的时机并不成熟。
我的意见也与兵部一致。
但是，当时主政的夏言却赞成曾铣之议，力主出兵收复河套。
最后天子支持夏、曾之议，让兵部发银三十万两，命曾铣“修边饷兵，便宜调度”
。
曾铣得到天子和朝廷的支持，开始募集士卒，修筑堡垒，并瞅准时机督兵出塞，对鞑靼的游部实施了一次突击，斩首数十人，缴获牛马骆驼九百余、兵仗器械八百余件，旋即上表向朝廷奏捷。
天子大喜，当即论功行赏。
曾铣大为振奋，很快便会同陕西、延绥、宁夏三省巡抚及三镇总兵再次呈上“复套方略”
十八项。
兵部尚书王义旗等人也见风使舵，转而支持复套之议。
然而，在我看来，夏、曾等人和天子都有些盲目乐观了。
这次小小的胜利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实在不足以作为收复河套的坚实理由。
以当时明军的战斗力而言，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况且鞑靼之患由来已久，规复河套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正所谓“欲速则不达”
，其时朝廷的边策应该要“戒急用忍”
，边镇守军的当务之急也应是练兵筑垒、巩固边防，断不可贪功冒进、轻启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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