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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夜里理宗皇帝登高远眺,看见西湖上灯火通明,就对侍从说:“此必似道也。”
次日一问果然是我,于是皇帝就让史岩之对我进行批评教育。
史岩之回奏皇帝说:“似道虽有少年习气,然其材可大用也!”
史岩之作为一个朝廷高官,如果不是真正看出了我的能力,他绝不敢在皇帝面前夸下如此海口。
当然,你们也可以认为他是看在我姐姐贾贵妃的面子上对我进行袒护,可是,无论他的评价是否公允,就从我日后在帝国政坛上的种种作为和表现来看,他所说的话也并不算言过其实。
我登第这一年,朝廷让我出任澧州(今湖南澧县)知州。
我辉煌的仕途生涯自此展开。
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四月,我被擢升为太府少卿、湖广总领。
在此任上,我对湖广财政进行了大力整顿,成功解决了辖区内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的问题,获得了天子和朝廷的嘉奖。
从此我开始青云直上。
淳祐三年(公元1243年),朝廷加封我为户部侍郎。
淳祐五年(公元1245年),我以宝章阁直学士出任沿江制置副使、并知江州(今江西九江)、兼江西路安抚使。
第二年,我在原来的职务上又兼任京湖制置使、知江陵(今湖北江陵),并被朝廷授予“调度赏罚,得以便宜施行”
的专断之权。
这一年我刚刚三十二岁,但已经成为帝国最年轻的封疆大吏之一。
淳祐九年(公元1249年),我又升任宝文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大使。
第二年二月,又以端明殿学士出任两淮制置大使、淮东安抚使、知扬州;九月,又兼淮西安抚使。
宝祐二年(公元1254年),我被擢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并封临海郡开国公,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
对于我在这十几年里的快速升迁,后世史家为我作传的时候再一次“选择性失明”
。
他们宣称我在仕途上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同样是得益于我姐姐的裙带关系。
这种说法简直让我啼笑皆非。
如果说对于我年轻时在私生活方面的种种缺点,后世史家基本上还算遵循事实,只不过是做了放大的话,那么他们后来的这种说法则无异于诬蔑。
首先,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早在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二月,我姐姐贾贵妃便已病逝;两年后理宗皇帝便转而宠幸一个姓阎的贵妃。
如果事实真的像后世史家说的,我在淳祐七年之前的仕途发展必须归功于我姐姐的话,那么从淳祐七年到宝祐二年(公元1254年)的七年间,我在大树已倒的情况下,不但荣宠不衰、继续稳步高升,而且最终还跻身于权力中枢,试问这该作何解释?如果没有我本人的从政能力和显著政绩做后盾,在我姐姐死后,理宗皇帝还会乐此不疲地把一顶比一顶更大的乌纱赏赐给一个只会靠裙带关系往上爬的“前国舅爷”
吗?更何况,在这十几年里,蒙古人对南宋发动了越来越猛烈的进攻,帝国的军事形势日益严峻,在此情况下,理宗皇帝就算再昏庸,也不至于把帝国的边防事务和军政大权交给一个无能之辈吧?
实际上,从淳祐五年到宝祐二年的十年间,我作为军政大员在“沿江”
“京湖”
和“两淮”
等地区一直干得有声有色。
我发动军民开荒、屯田、修筑城防,不仅解决了驻地军队的粮饷和修筑城防的费用问题,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周边地区,可以说对帝国的边防和军备事务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为此理宗皇帝特意下诏对我进行表彰:“乘边给饷,服勤八稔,凡备御修筑之费,自为调度,稍有余蓄,殊可加奖!”
正因为我是凭实力而不是靠裙带上位的,所以我在政坛上一直表现得很强势。
比如我回朝担任同知枢密院事之后,御史台的官员曾经想弹劾我的两个忠实部下,我立即向朝廷提交了辞呈,以此表明我的立场和态度,此事后来就不了了之。
还有一次,朝廷要任命一个叫孙子秀的大臣为淮东总领。
不知何故,朝野纷纷传言我贾似道反对这项任命。
其实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可时任丞相的董槐慑于我在朝中的威信,赶紧询问理宗皇帝,皇帝告诉他没有这回事,可他依然疑虑重重,最后居然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把孙子秀拉了下来,改任我的一个好友陆壑。
这件事把我搞得哭笑不得。
可我内心有一丝窃喜——连丞相都对我敬畏如此,足以表明我在帝国政坛的影响力已经无人能及。
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我被擢升为参知政事;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又加知枢密院事,从此正式进入帝国高层的宰执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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