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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贾涉官至淮东制置使，在嘉定年间的宋金战争和招抚义军过程中功勋卓著；由于多年主持边务，积劳成疾，于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病逝，年仅四十五岁。
数年后我以父荫被朝廷授予嘉兴司仓之职。
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我姐姐被选入宫中封为才人。
由于多出了这层裙带关系，我被调入京师临安（今浙江杭州）担任太常寺籍田令。
那一年我十八岁。
对于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这座繁华艳丽的帝都不啻为一座欲望的天堂。
我毫不犹豫地投入了这个新世界的怀抱，尽情欢享各种生命的盛宴……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后世史家开始不遗余力地塑造我大奸大恶的形象。
他们似乎以为，要让我坐实奸臣之名，就必须从年轻时代起就找出我道德败坏的证据。
为此他们异口同声地指责年轻时代的我轻薄浪**、饮酒赌博、狎妓宴游、纵欲无度，等等。
总之，在他们眼中，贾似道这个人刚一浮出历史水面就是一副彻头彻尾的流氓嘴脸，所以日后才水到渠成地成了一个祸国殃民的大奸臣！
对此我不禁哑然失笑。
有些人的逻辑总是这么简单。
一个人只要被认定为“坏人”
，他一生中的所作所为就都会被打上“坏人”
的烙印。
人们会竭尽全力遮蔽他的优点，放大他的缺点，再把那些中性的东西尽力往坏的方面解释。
而对待“好人”
，人们的做法完全相反，然而性质完全相同。
中国人总是看不见复杂的、多面的、矛盾的、立体的人。
他们只要把一个人定了性，就会抓住一点，不计其余。
除了他们希望突出的那一点外，这个人生命中的不同侧面就会被抹平，这个人思想性格中的多种因素就会被消除，这个人一生中的其他阶段就会被遗忘，最终只剩下一张扁平的单纯的、非黑即白的脸谱。
这是一种典型的“选择性失明”
。
后世史家也是用这一套对付我的。
他们极力要把我年轻时代的一些私行与我日后的“奸臣”
行径挂上钩，这让我觉得实在有点荒谬。
暂且不说那些年少习气是否够得上道德败坏，就算是，这些道德污点和“奸臣”
就有必然联系了吗？
好了，扯得有些远，还是回头继续说我自己吧。
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我金榜题名，考中进士，随即被擢升为太常丞、军器监。
那一年我二十五岁。
少年得志，我更不会辜负青春韶华，于是经常与一些歌伎泛舟于西湖之上，终日饮酒赋诗，有时候甚至玩到深夜。
如果人们据此说我私行不检，我承认。
可要凭这点就说我道德败坏，我觉得这是刻意对我的缺点进行放大。
用你们今天一句时髦的话来说，这叫作“妖魔化”
。
谁没有年少轻狂的时候呢？
在这点上，我觉得当时的京兆尹史岩之就替我说了一句公道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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