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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促使章惇下定决心恢复了“免役法”
。
就是这件事导致同僚和时人对我腹诽不已。
他们说元祐元年司马光罢废此法时我是执行得最卖力的，现在要恢复此法我又是最坚决的，可见这个蔡京是个反复多变的奸诈小人。
由于我的“多变”
，不久后我就摘掉了头上那顶令人讨厌的“代理”
帽子，转为正式的户部尚书。
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七月，我又奏请哲宗“检会熙宁、元丰之青苗条约以示天下”
。
我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地绍述新法，当然不是说我认为新法一定是利国利民之举，更不说明我对新法还有感情上的认同，而仅仅是因为这么做对我有利罢了。
同年十月，我弟弟蔡卞升任尚书右丞；而我则调任翰林学士兼侍读之职，继蔡卞之后负责监修国史。
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五月，谏官孙谔上疏哲宗，婉转地批评了“免役法”
，我立刻对皇帝说：“谔论役法，欲伸元祐之奸，惑天下之听。”
随后孙谔便被罢去左正言之职，出知广德军。
我从此越发获得皇帝信任，于是在这一年七月又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有了更多接近天子的机会。
我相信，不用多久，我就可以进入宰执的行列。
然而，这个一贯诡谲善变的世界再次跟我开了一个玩笑，也跟我们的帝国开了一个玩笑。
短短三年多之后，亦即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的正月十二，年仅二十四岁的哲宗皇帝突然驾崩，给帝国留下了一个空空****的帝座，也留下了一个叵测的未来。
哲宗唯一的一个皇子早已先他夭折，而国不可一日无君，接下来要让谁来当这个天子？
当然只能从神宗其他的儿子、也就是哲宗的弟弟们中间挑一个。
问题倒不在于挑谁来当，而是由谁来挑？
皇太后向氏应该是最有决定权的人。
而她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因为谁拥立天子谁就能在新朝中掌握大权。
这是毫无疑问的。
向太后的心中其实早已有了人选，她却很讲究策略。
她把几个宰辅重臣召来，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事须早定。”
首席宰相章惇自认为在这种大事上责无旁贷，就以不假思索的口吻说：“当立同母弟简王。”
章惇太自信了。
他以为他面前的这个妇道人家是向他征求意见来了，所以他当仁不让地企图抢一个拥立新君的首功。
向太后不动声色地瞥了他一眼，说：“老身无子，诸王皆神宗庶子。”
意思是反正哲宗也不是她亲生的，所以也不一定要选哲宗的同母弟。
章惇想了下，说：“若不以嫡庶，则应以长幼，故申王当立。”
向太后不想再跟这个过度自信的宰相浪费时间了，所以立刻抛出了她的真实意图：“申王病，不可立；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当立。”
太后所说的端王就是我们日后的徽宗皇帝赵佶。
章惇如果聪明的话，这时候就应该顺水推舟了，可他居然还不想放弃，直捅捅地顶了一句：“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没过多久我们的这位首席宰相就因为这句大逆不道的话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先是遭罢黜，此后又被一再贬谪，最后死于贬所。
诚然，章惇的这句话起码有一半是出于公心。
因为我们日后的这位徽宗皇帝的确有一大堆毛病，甚至不是用一个“轻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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