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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概括的。
可这有什么办法？纵观中国历朝历代，有几个天子是凭道德和能力上位的？除了那些开国之君，绝大多数皇帝甚至比我们日后的徽宗赵佶还不如。
皇帝如此，大臣又何尝例外？很多权臣都是被后世指责为不学无术的，还不是照样大权独揽，作威作福？
章惇的那句昏话刚一出口，一贯与他不和的另一宰执曾布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厉声呵斥道：“章惇，听太后处分！”
帝国的新时代就在曾布的这一声怒喝中隆重开场了。
曾布因为这一句话而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时代的宠儿。
日后的章惇在凄凉的贬谪之路上肯定深刻理解了“祸从口出”
这句成语；而新宠曾布在高高的庙堂上肯定也经常在回味“一怒而天下安”
这句老话。
端王赵佶就在这一天即位了。
虽然他年已十八岁，可在我们心忧天下的向太后眼中，他当然只能算是个孩子，所以我们的向太后就继宣仁太后之后毅然挑起了帝国的重担——临朝听政。
而碰巧的是，向太后和宣仁太后一样——一点也不喜欢新法。
也许这并不是碰巧。
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帝国还是不可避免地开始了新一轮的乾坤倒转。
赵佶即位仅仅十多天后，刚刚上任吏部尚书的韩忠彦立刻被擢升为门下侍郎，进入宰执行列。
而这个韩忠彦正是元祐旧臣韩琦的儿子。
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就毫无悬念了。
韩忠彦在向太后的授意下立即着手对章惇执政以来的政坛进行大面积清场。
而我首当其冲成为第一批遭罢黜的人，于这一年三月被罢为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出知太原。
之所以首先从我开刀，是因为曾布一直以来就对我在哲宗时代的迅速上位深怀戒惧，所以想借此除掉我。
我一边让我弟弟蔡卞向皇帝求情，一边利用我在宫中交结的宦官向太后进言，说《神宗实录》被元祐党人篡改得面目全非，而我一直在努力修复，要将我逐出朝廷应该也要等我修完国史之后。
我知道此举肯定能奏效，因为向太后不可能对她的丈夫遭人诬蔑而无动于衷。
果然，四月初，太后就迫使皇帝收回成命，恢复了我的翰林学士承旨之职。
可曾布不依不饶，对徽宗说：“蔡京、蔡卞怀奸害政，党援布满中外，善类义不与之并立，此必有奸人造作言语，荧惑圣听。”
徽宗无奈地说：“无它，皇太后以《神宗史》经元祐毁坏，今更难于易人耳。”
数日后，韩忠彦升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成为副相，实际上是架空了章惇。
五月，朝廷的言官御史几乎换成了清一色的元祐党人，继而接二连三地对章惇、我和蔡卞发起猛烈的攻讦。
与此同时，朝廷又对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三十三名元祐旧臣予以了全面平反。
几天后，蔡卞被罢知江宁（今江苏南京）。
九月，章惇被罢知越州（今浙江绍兴），不久又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
十月，韩忠彦升任首席宰相，曾布升任副相。
曾布一入相，我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
此后短短的一个多月里，曾布指使御史极力弹劾，将我一贬再贬。
先是在十月把我罢为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我还没来得及动身，十一月就又改变了主意，把我改知江宁府；我尚未赴任，几天后又罢免了我的江宁知府之职，把我贬为杭州洞霄宫提举。
最后这个怪模怪样的官职是有宋一朝的一大特色。
顾名思义，就是管理地方上的道教宫观，既无政务、也无职权，只领食禄。
可想而知，被贬到这个地步的官员基本上已经没有政治前途可言。
一般人至此，完全可能变得抑郁不振、心灰意懒，最后就像一只可怜的寄生虫一样被朝廷养在道教宫观里了此残生。
可我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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