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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诏书一下，“民间欢叫相贺”
，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整整憋了将近十个月都坚持不落的雨，居然就在这一天哗哗啦啦地倾盆而下。
或许就是这场雨，最终浇灭了王安石心中灼灼燃烧的理想和**。
除了黯然离去，他还能做什么呢？
与此同时，变法派大臣吕惠卿和邓绾正在皇帝面前痛哭流涕，他们说：“陛下数年以来，忘寝与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赐，一旦用狂夫之言，罢废殆尽，岂不惜哉？”
本来就不甘心失败的神宗皇帝借机再度下诏，除方田法外，其余新法一切如故。
然而，新法可以续行，皇帝和王安石却无力违抗太皇太后的懿旨。
该怎么做，君臣之间都心中有数。
担任钱塘县尉数年之后，我升迁为舒州（今安徽潜山）推官。
巧的是，年轻时代的王安石也曾经在这个地方当过通判。
我凝望着这片曾经孕育出一位宰相的青山秀水，心里想着，若干年后，我蔡京能不能成为从这里走出去的第二个宰相？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变法遭遇短暂的挫折后依然在进行，但我很快就听到了一则预料之中的消息——王安石迫于朝野压力辞去宰相职务，出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
神宗皇帝以韩绛继任首席宰相，又命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作为副相辅佐韩绛继续推行新法。
韩、吕二人是王安石的左膀右臂，时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
，称吕惠卿为“护法善神”
。
虽然表面看来王安石的离职并未使改革进程就此中断，但是来自反对派和帝国上下各个阶层的阻力和打击已使得改革派元气大伤而且步履维艰。
不过这还不是最致命的。
如果改革派能够自始至终上下一心、求同存异，那变法大业也并非断不可为。
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在外部，而是来自改革阵营的内部分裂。
换句话说，无论这些改革者内心奉行着多么超迈的处世原则和政治理念，可他们首先都是人——从政之人。
而这样的前提就决定了他们之间也会有意气之争，也会有私人恩怨，也会看风使舵而且嫉贤妒能。
为了党派利益，他们要与反对派展开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为了个人利益，他们也会在自己人之间进行无情的权力角逐。
这就是政治。
在权力斗争的法则面前，到最后真正在对垒的往往不是“我们”
和“他们”
，而是“我”
——以及“我”
之外的所有的“他们”
。
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主要有这么几位：王安石、韩绛、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等人。
在变法大潮初起而且进展相对顺利的时候，这些人尚能保持坚定立场和一定程度上的团结合作。
可到了熙宁七年三四月间，也就是“市易法”
和“免行钱”
遭到疯狂围攻、改革陷入泥潭的时候，曾布意识到神宗皇帝迫于种种压力已经产生了动摇，于是率先倒戈，联合市易的倡议者魏继宗对“市易法”
和“免行法”
展开攻击，矛头直指负责市易务的吕嘉问，同时参劾吕惠卿。
曾布在向神宗汇报这两项新法引起的问题时，竟然说“历观秦、汉以来衰乱之世，恐未之有也”
，说他“召问行人，往往涕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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