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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认为皇帝“垂意于此”
，才“足以致雨”
。
然而，曾布的急于自保和见风使舵并没有让他达到邀宠固权的目的，反而和吕嘉问一起被皇帝各打五十大板，双双被罢黜。
曾布的错误就在于他只看见了皇帝表面上的动摇，而没有看见皇帝内心深处对变法仍然抱有希望。
他的做法不但导致自己和吕嘉问两败俱伤，而且又从内部对改革派造成了重大打击，实在是自毁长城的愚蠢之举。
可相对于其后接踵而至并且愈演愈烈的权力斗争来说，曾布的所作所为只能算是一段小小的序曲。
王安石罢相之后，坐上改革派头把交椅的韩绛由于能力有限而基本上无所建树，反而让第二号人物吕惠卿处处抢了风头。
吕惠卿比王安石小十一岁，此人既有学术水平，又有很强的实际操作能力，在改革派中属于年富力强才干突出的中坚分子，一直受到皇帝的赏识和王安石的器重，因而在政坛上平步青云。
王安石在朝的时候，恃才傲物的吕惠卿尽管与王安石时有抵牾，但还是不敢锋芒尽露；王安石一去，吕惠卿的勃勃野心立刻暴露无遗。
他上任参知政事不久，便促使皇帝颁布了由他亲创的“手实法”
，其目的是清查百姓家产，防止民众为了少交“免役钱”
而隐瞒财产。
据说此法一行，“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至鸡豚亦遍抄之”
“民由是益困”
。
连罢知江宁的王安石也忍不住提出了不同看法。
可吕惠卿依然我行我素。
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正月，吕惠卿更是以强硬手段把郑侠、冯京和王安国（安石弟，反对变法）一起排挤出了朝廷。
表面上看，吕惠卿此举似乎是出于公心，目的好像是为变法扫清障碍，但我们稍加分析便可以看出，事实上他是在利用职权挟隙报复，并进而树立自己的权威。
在吕惠卿上台不久，那个以《流民图》而上达天听、一举成名的郑侠，再次向皇帝呈上五千言的奏疏，取唐朝的魏徵、姚崇、宋璟的传记为一卷，又取李林甫、卢杞的传记为一卷，题为《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
该疏“极陈时政得失、民间疾苦”
，并声称“安石为惠卿所误至此，今复相扳援以遂前非，不复为宗社计。
昔唐天宝之乱，国忠已诛，贵妃未戮，人以为贼本尚在。
今日之事，何以异此”
。
此奏疏不但公开对吕惠卿进行攻击，而且建议皇帝罢黜吕惠卿，让冯京取而代之。
此举令吕惠卿勃然大怒。
而冯京素来反对变法，如今与吕惠卿同朝当政，自然处处政见不合。
所以吕惠卿便对郑、冯二人产生了强烈憎恨。
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与吕惠卿之间的嫌隙更是由来已久。
吕惠卿当年为了个人的政治前途而投身变法，极力攀附王安石，事其如父。
王安国对此深怀反感，称其为“佞人”
，并经常当面给他难堪。
吕惠卿当时便已怀恨在心。
而巧合的是，王安国与郑侠又是好友。
所以吕惠卿就决计将郑、冯、王三人一网打尽，于是授意御史发起弹劾，称郑侠的上书献图等举动都是冯京和王安国在背后唆使的，是蓄意诽谤朝政、攻击新法；同时又授意邓绾等人出面做证，称王安国事先曾看过郑侠的奏疏，而且大加赞赏，可见这一切早有预谋。
神宗皇帝虽然对此案半信半疑，可为了变法大业的继续开展，不得不听信吕惠卿之言，把郑侠、冯京和王安国三人都贬出了朝廷。
对于吕惠卿的种种独断专行之举，一直被架空的首席宰相韩绛终于忍无可忍，遂秘密奏请皇帝让王安石复相、重执朝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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