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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种精明的站队艺术，才使我在抛弃理想的同时没有意气用事地抛弃新党。
我的仕途也因此而一帆风顺。
元丰时代的八年间，我不断获得升迁，很快就进入朝中担任起居郎，几年后又继我弟弟蔡卞之后升为中书舍人。
兄弟同掌中书，在元丰时代的北宋政坛传为一时佳话。
进入朝廷后，我极力依附时任宰相的新党人物蔡确，从而在元丰时代的最后几年里攀上了一生仕途的第一座高峰——龙图阁侍制、知开封府。
我为自己得以领悟政治这门艺术的精髓而沾沾自喜。
我因自己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得如此完美而得意非凡。
然而，世事难料。
没过多久，诡谲多变的政治就用无情的现实再一次教育了我——
政治这门艺术绝非如此简单。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秋天，原本静如止水的帝国政坛忽然间波澜乍起。
因为神宗皇帝病了。
而且病得不轻。
让所有大臣都感到惶惶不安的原因还不止是天子的病情。
另一个让人神经高度紧张的因素是帝国还没有储君。
这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也是一个危险和机会并存的时刻。
天子自知不久于人世，遂对宰辅们说：“来春建储，其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
王珪与蔡确闻言，不禁面面相觑。
他们二人皆为新党，而司马光与吕公著则是旧党的代表人物。
天子的意思显然是要复用旧党辅佐新君。
这对他们而言实在是个危险的信号。
一旦居中调停的神宗驾崩，旧党重新得势，天知道新党会落得怎样的下场。
王珪与蔡确不得不未雨绸缪，开始紧张地思考对策。
要确保自己在新朝廷中的政治地位，一个最直接最有力的办法就是拥立新君。
也就是所谓的“定策之功”
。
王珪和蔡确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点。
可令人遗憾的是，作为新党的领袖人物，两个人在关键时刻却同床异梦，分别把宝押在了不同的地方。
王珪选择了神宗的第六子（前五子皆早夭）、年仅九岁的延安郡王赵傭；而蔡确则在其幕僚、职方员外郎邢恕的影响下把目光转向了神宗的两个弟弟雍王赵颢和曹王赵頵。
可以想见，在预想中的新旧党争来临之前，新党领袖王珪和蔡确之间就势必提前爆发一场斗争。
这一幕其实并不陌生，早在熙宁年间，那些德高望重的改革派元老就已经这么干过了。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二月，神宗皇帝日渐病入膏肓。
王珪迫不及待地建议天子立延安郡王为储君。
可病榻上的天子似乎还存有一丝病愈的幻想。
王珪一连三次上奏，天子每次都是微微颔首，却并不下诏。
与此同时，蔡确和邢恕也紧张地展开了立储行动。
事前蔡确就交代邢恕，欲立雍、曹二王，须有皇太后点头方才可行。
邢恕自认为与太后的侄儿高公绘兄弟私交甚笃，遂自告奋勇前去游说。
没想到邢恕刚一开口高公绘便大惊失色，连声说：“这是何言？君难道欲贻祸我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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