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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王安石萎靡不振、情绪极度低落的时候，更为重大的精神打击接踵而来。
这一年六月，儿子王雱一病而亡，年仅三十三岁。
王安石彻底坠入绝望的深渊。
他意识到自己再也无力承担肩上的使命，遂不断上表请辞。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王安石二次罢相，复知江宁。
一代权相就这样在冬日的萧瑟中黯然走上苍凉的归途。
第二年六月，王安石又辞去江宁府的职务，隐居于金陵城外蒋山之麓的“半山园”
，安安静静地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
时隔多年之后，我一直在揣想王安石最后十年的心境。
当一切喧哗与**都归于沉寂，当一切辉煌与困厄都悄然远去，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帝国大佬，这个曾经傲视群伦胸怀天下的理想主义者——都在想些什么呢？
我相信，到最后的时刻，王安石肯定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熙宁年间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基本上是归于失败了。
当然，王安石一定看淡了所有的得失荣辱，可他也一定在苦苦追问失败的原因。
我相信很多原因他都可以归结出来，诸如性格因素、人事纠葛、利害关系等。
可他一旦越过这些纷繁的表象深入问题的核心，他一定可以发现一个最根本的症结——那就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我想这应该是王安石终其一生都无法释怀的问题。
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现实必定是需要改造的，所以这个世界不能没有理想。
可为什么古往今来，不止一个王安石作出了努力，他们那种匡扶社稷拯济苍生的宏大理想却始终不能在这片土地上实现呢？
圣人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一切理想主义者到头来除了用这句话安慰自己，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让自己免于绝望吗？也许九百多年后的你们比我们进步，也比我们聪明，能找到一种比王安石更为切实可行的理想，也能找到一条比王安石更好的实现理想的道路。
对此我并不怀疑。
当然，前提条件是——你们那个时代还有货真价实的理想主义者……
王安石二次罢相的那一年，我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基层官吏，所以我不可能体会到王安石那种深刻的精神困境，但是命运多蹇的改革本身和那些理想主义者最终的蜕变和下场足以告诉我——只有现实主义者才能更好地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而且我还有一个发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骨子里头都是现实主义者。
理想主义在他们那里要么是别有用心的伪装，要么是一种投机手段，要么就是他们年轻时代的自然产物——年轻人通常会对自己和世界抱有一些美妙的期待和幻想，但是到了一定时刻，他们身上绚丽多彩的理想主义光影就会悄然褪去，露出灰暗而沉重的现实主义本面。
当然，每个人的价值观和人生选择都不一样。
无论到任何时候，这个世界都仍然会有七十岁或八十岁的理想主义者。
可当我耳闻目睹了熙宁年间那么多官场人事之后，我就告诉自己，那绝对不是我的选择。
四
上苍是公平的，当它用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你的理想，它就会给你一副成熟的性格；当它用无情的真相剥夺了你的**，它就会给你一个冷静的大脑。
当历史进入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我表面上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党。
但一切早已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因为过去的我是为了理想而选择新党，现在的我则是为了利益而留在新党。
二者相去不啻霄壤。
我不知道别人的从政之道是什么，但是元丰年间的我已经学会了官场斗争的法则。
我已经知道，真正的从政之道并不是让你怀抱个人理想去向整个世界宣战。
即便那些改革派大佬经过激烈斗争后相继离去，新党在元丰时代的北宋政坛上仍然是一种强势存在；尽管锐意进取的神宗皇帝已经使改革趋于守成，一些保守派也回到了朝廷，但是像王珪、章惇、蔡确等新党人物依然盘踞在帝国高层。
这一切足以表明，只要神宗皇帝在位一天，帝国政坛的天平就会始终朝新党倾斜。
旧党的存在至多只是起到一种制衡作用而已。
在此情况下，我当然没有理由不留在这个强势的政治队列里。
尽管我对所谓的变法和改革早已不抱任何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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