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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朱子四十三时，曾集洛学九家之说著《论语精义》二十卷，《孟子精义》十四卷；四十八岁时，再撮精义之要为《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还作《四书或问》三十九卷，以明取舍之理由；其后犹屡有改订，又预备作《大学》与《中庸》详解，整理之为《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这是他六十岁时的工作，直到临死，还不断地改订，其注释《四书》之苦心，由此可知。
《论语》乃孔子之言行录，汉以来即尊为六经之总纲，后汉赵岐以来，《孟子》亦有数家之注，至唐韩愈，尤为重视之，然《大学》与《中庸》，仅被当为《礼记》之一篇，素为人所忽视，如《礼记》郑注亦以为《中庸》篇乃子思之作。
至于《大学》，则甚至作者亦不可明，乃至刘宋、戴颙著《中庸传》二卷，梁武帝又著《中庸讲疏》一卷，张绾、朱昇、贺琛体圣旨而作《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唐李翱本之，作《复性书》篇，此书乃渐为人所重。
下而至范仲淹、周子则更为显著，及至河南程子出，尊《大学》为孔子遗书，司马光亦作《大学广义》一卷而单行，由是，独辑《大学》与《中庸》而附以注释者遂日多。
及朱子出，以为《大学》乃传子思之学，而《中庸》则子思所作，更配以《论》《孟》，由此《四书》，可见孔子以至曾子、子思再传于孟子之儒家道统。
乃力为阐明而作注释。
且说：“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
然欲简而易知，约而易守，则莫若《大学》《论语》《中庸》《孟子》。”
（《文集》五十九《答曹元可》）又说：“不先乎《大学》，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论》《孟》，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归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论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以是观之则务讲学者，固不可不急于《四书》。”
（《大学或问》）由是，朱子死后集注遂被学官采做教程，推行很广，而自此《四书》就成了比《五经》更重要的著作了。
若欲概言汉、唐与宋之经学，可以说前者是以《五经》为中心而后者是以《四书》为中心的学问。
《四书》是宋学又是朱子学的圣典，而表彰《四书》示后学以从学之门者厥为周、张、二程之功绩，是以朱子乃把他们的著作辑做一起，并加以注解，再成第三类之书。
其中《太极图解》及《通书解》乃解释周子之著述，《西铭解》注释张子之书，而《二程全书》则辑二程子之语文。
还有《上蔡语录》与《延平答问》则录二程子以至朱子问诸师儒之语。
他为了明示学问的授受之源流，更集诸先辈及其友人门下等传记而编《伊洛渊源录》，又整理编纂先辈遗训之精要者著《近思录》十四卷，为教育童蒙辑《小学》六卷，想要知道朱子先辈及朱子的学说，这些书都是不可缺少的资料。
而为了补这些的不足，则两集朱子文章与对话的《文集》与《语录》，也是贵重的资料。
现在试根据这些材料略述朱子的思想学说。
朱子之宇宙观，乃以程子之哲学，释周茂叔之《太极图说》与张横渠之《西铭》，而自成一家。
他附总论于《西铭解》之末云：
天地之间，理一而已。
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不有圣贤者出，孰能合其异而反其同哉！
《西铭》之作意盖如此。
程子以为明理一而分殊，可谓一言以蔽之矣。
这样，他显然是本程子理一而分殊说以论《西铭》。
朱子、程子，都有理一分殊的见解。
由是，他就以《太极图说》，说明由一理以生万殊之过程。
周子之《太极图说》云，无极（即太极）流转而成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变合而成水、火、木、金、土五气，无极之真与二气五行精妙合交感而万物化生，朱子之说明道无极之真即程子之所谓理，而二气五行之精即程子所谓气。
他又以形而上之道言太极，而以形而下之气言阴阳，综而言之，则太极即形而上之理，而阴阳即形而下之气。
他极显明的区别这个理与气的概念，说：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
其性其形虽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
（《朱子文集》五十八《答黄道天书》）
由是可知他看理与气为完全不同之物。
又说：
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各为一物也。
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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