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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尚书》《小序》不知何人作，《大序》亦不是孔安国作，怕只是撰《孔丛子》底人作。”
由此可知，朱子既疑《诗序》更疑《书序》。
他又疑安国之传云：“《尚书》孔安国传，此恐是魏晋间人之作，托安国为名，与《毛公诗传》大段不同。
……如《孔丛子》亦然，皆是那一时人所为。”
又云：“伏生之书多艰涩难晓，孔安国壁中书却平易易晓。”
则他虽未疑古文为伪书，然亦注意到今古文的不同。
其后，蔡沈得朱子之意而作《集传》，识别今古文之分，而开后来明证古文伪作的先风，由此，可见朱子读书眼光之一斑了。
朱子又常称东坡《书传》谓为“解文义者甚多，又善得文势”
。
要是我们细考他否定《书序》的全部过程，就晓得他受东坡《尚书》见解的影响实在不少。
他是先和东坡《书传》之意见一样，断定《康浩》篇首“惟三月哉生魄”
以下四十八字为《洛诰》之断简，更而疑《康诰》为武王之诰，《书序》乃成王之诰，最后遂否定《书序》全体了。
至于论及《三礼》，则朱子以《周礼》为独言之书，而以《礼记》为《仪礼》之传，乃合《仪礼》与《礼记》更集诸书之礼事而作《仪礼经传集解》。
他在《乞修三礼札子》上曾经说“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
，大概就是指这本书了。
这书他生前不过著成三十七卷，其后门人黄榦补二十九卷，始为完书。
《语类》八十五曾云：“《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类，莫不皆然，只是《仪礼》有《士相见礼》，《礼记》却无《士相见义》，后来刘原父补成一篇。”
由此可知他整理礼经的来源了。
不过，这里要注意的是，他虽曾以《仪礼》为经而以《礼记》为解，然亦以为《仪礼》中时有相等于《礼记》的地方，而《礼记》中亦往往混集经文，不得一概而论（《语类》八十五），其后，江永著《礼书纲目》，整理《礼记》工作始达于完成。
而朱子经、记混同之说，后遂为邵懿辰经中有记、记中有经说之渊源。
我们可以说，由于他能识别一部分古书之中常混同着新旧二部分，由此以鉴别古书，就有了一个标准。
他以同样的方法，分析《孝经》而分为经与传二部分，分析《大学》篇也分为经一章与传十一章。
后世学者虽对此尚有非难之声，然亦可见他读书眼光之犀利和其见识的高超了。
朱子评《春秋》，而尊之为明道正谊、权衡万世之作，然他并未著有论《春秋》的书。
只是改订以同样目的而作的司马光《资治通鉴》，成《通鉴纲目》五十九卷。
说到此书的由来，据其《序》云，司马光作《通鉴》，取其纲要为《目录》三十卷，后忧失于简，拟作《举要》八十卷未成，后胡安国虽作《举要补遗》，然亦未能谓为完全。
于是朱子与其同志乃更由司马光、胡安国之四书而作《义例》，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使得观览之便。
不过，朱子要编此书的理由主要的还是因温公之旧例在正名分、记正闰上尚有遗憾之处，这，他在那书面里也曾明显说过。
试引其《答李滨老书》中之一节，文意说：“《通鉴》之书，顷尝观考，病其于正闰之际、名分之实，有未安者。
因尝窃取《春秋》条例，稍加概括，别为一书，而未及就。”
（《文集》四十）可知他编纂纲目乃欲以《春秋》条例以正正闰、以定名分的。
然纲目亦非全部为朱子所作，朱子仅作大纲而使赵师渊作细目，而其中大体精神当本于朱子，因之，这个纲目，可谓为朱子的《春秋》学说了。
综观以上所述朱子研究五经之态度与方法，可知其受欧、苏二子影响者甚多，而更发展二子之说，在甄别古书真伪方面，可谓启一新纪元。
近顷从事考证学者多言宋学之弊，平心而论，宋学末流固无论矣，纵老手如朱子，其字句训诂，亦不免粗忽之识，然苟批评者不因辞而忘质，则朱子之学，不但非凡庸考证家所可望其项背，更可谓为开考证之端倪。
如清初顾炎武、阎若璩辈，其考证之学也无非出自朱子而更发展起来的。
欲窥宋学之全豹，有必须注意之一点，厥为自孙复以至欧阳子，自欧阳以至刘攽更而至司马光、朱子其间，立足于《春秋》与历史之学，盛行名分、正闰之论，其有裨于振作道义者实在不少。
朱子治经，已如上述，吾人论及朱子更有不可忽略者厥为其第二类《四书》注释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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