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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不，他其实是个坏人。”
这样的争论可能永无休止，直到最后也不会有人说：“好吧，或许她对我好，但对你不好。”
或者“或许在我经常遇到他的环境下，他是个好人，但是在你遇到他的环境下，他是个坏人。”
从自然选择的角度来看，人们没有理由太看重这样的可能性——友善和善良与否主要是受情境影响，而不是由个人性格和性情左右。
毕竟本质模型——认为每个人都有大体好的或坏的性情——效果很好。
如果有人对你一直很好，与对方建立互惠的友好关系就很合理，即与对方建立友谊。
而认定一个人本质是好的，也确实能很好地助力你们建立友谊。
而且，心怀这种信念，你就更容易四处宣传这个人是好人——这也很好理解，因为高度评价自己的朋友也是友谊互惠互利关系的一部分。
你从朋友身上看到好的本质，这样做也不用进行太多的心理斗争。
心怀这样的信念，你就会抛掉一些疑虑，比如了解到你不在身边时，朋友会欺诈老年人。
相反，有个人对你一直很刻薄，从你的角度来讲，在他身上看到坏的本质对你是最有利的。
你知道帮他的忙也不可能得到回报，因此不会去帮忙，而且你还会言之凿凿地四处散播他是坏人这样的流言。
宣扬你的敌人是坏人也是合理的，因为你越多损害他们的身份，他们就越难伤害到你。
其实，在现代社会，这种策略并不是很有效。
但在人类尚处于进化阶段的狩猎—采集社会中，持续散播某人的坏话确实会对他们的社会地位产生可观的影响，同时还可以警示他人不要与你做对。
总结来讲，有一种情境变量使我们对他人的评价总是存在一定的偏见：我们看到他们做的事情，都是他们当着我们的面做的，而我们也了解他们面对他人时的举止是与此不同的。
但是，从利己的角度来看，我们忽略这种变量，将我们眼见的行为归因为他们的性格，这样做是合理的。
这样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好的或坏的本质，就是最符合我们自身利益的。
我们的朋友和盟友自然有好的本质，对手和敌人自然有坏的本质。
我们的本质保存机制
但是，如果现实干扰了这些实用的幻觉呢？如果我们恰巧看到或听说某个敌人做了件好事呢？如果我们看到或听说某位朋友做了件坏事呢？这样一来，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本质会不会面临消失的威胁呢？
是的，确实有这样的威胁。
但是我们的大脑非常擅长屏蔽威胁！
事实上，我们的大脑似乎有一种专门的机制应对这类威胁。
你可以将其称作“本质保存机制”
。
结果显示，基本归因错误——高估性格的影响，同时低估情境的影响的倾向——并不像心理学家原本想象的那么简单。
有时我们会轻视性格的影响，放大情境的影响。
我们倾向于在下述两种情况中这样做：（1）如果敌人或对手做了一件好事，我们倾向于将其归因为环境因素——他给乞丐钱只不过是为了取悦一位恰巧站在那里的女性；（2）如果密友或盟友做了一件坏事，那么环境因素就会显得突出——她对要钱的乞丐大喊大叫是因为她工作压力太大。
这种解释的灵活性不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所体现，对国际关系的处理也有影响。
社会科学家赫伯特·C.凯尔曼已经注意到如何把敌人留在敌人名单中：“归因机制……会强化原本的敌人形象。
敌人的暴力行为归因于性格，因此可以进一步证明敌人天生好斗、暴躁。
亲善的行为被解释为对情境的反应——战术技巧、对外部压力的响应或是因弱势而做出的暂时性调整——因此也不需要对他们原本的形象做调整。”
（6）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战争迫近时，好战派会妖魔化敌对国家的领导人。
美国对伊拉克发动过两次战争，在其中一次的筹备阶段，美国鹰派杂志《新共和》在封面上刊登了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肖像，但对肖像做了一点修饰：他的胡子被修剪成希特勒胡须的样子。
此举一点都不含蓄，但却很有效——因为一旦某人被关进敌人的盒子里，我们的归因机制就会牢牢锁住这个盒子。
比如，如果像侯赛因这样的人允许国际观察员进入他的国家检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不久，他确实这样做了——一定是在耍把戏。
他一定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藏到了某个地方。
毕竟，侯赛因有坏的本质，甚至是邪恶的本质！
诚然，侯赛因确实做过很可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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