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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错误地认识他会导致更可怕的事情：伊拉克战争期间及之后，有超过100，000无辜的人丧生。
战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本质的影响可能升级。
你最开始的想法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本质是坏的。
从这一点出发，你会认为整个国家——整个伊拉克或德国或日本——都是你的敌人。
你转而又开始认为这个国家的所有士兵——甚至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本质都是坏的。
如果这些人是坏人，那就意味着你杀了他们也不用遭受良心的谴责。
美国在两座日本城市——是城市，不是军事基地——丢下了原子弹，但几乎没有受到美国人的任何反对。
所幸，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遭受部落心理这么致命的影响。
但是这种心理还有一些不那么致命的影响，时刻改变着我们的感知和道德意识。
1951年，在1973年做好撒马利亚人实验的普林斯顿神学院东侧仅1.5公里左右的地方，就有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
对手的本质
事情发生在帕尔默体育场（PalmerStadium），是普林斯顿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之间的一场橄榄球赛。
当时常春藤橄榄球赛还是世界级的橄榄球赛事。
比赛前一周，普林斯顿大学的全美全明星攻方尾后卫迪克·卡兹米尔（DickKazmeier）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
比赛非常激烈，甚至有些肮脏。
卡兹米尔在第二节撞伤了鼻子，第三节，达特茅斯的一位球员摔断腿退出了比赛。
两位心理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的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tril）和达特茅斯学院的阿尔伯特·哈斯托夫（AlbertHastorf）——后来写道：“比赛中和比赛之后双方的脾气都很暴躁……很快双方就开始互相指责。”
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利用这个事件研究了部落心理学。
他们向普林斯顿和达特茅斯的学生播放比赛的录像，发现双方的观点有极大的差异。
比如，平均算来，普林斯顿的学生认为达特茅斯有9.8次犯规，而达特茅斯的学生则只发现4.3次。
（7）这些发现或许还不会令你震惊，部落关系会造成感知偏差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但是，这项研究选取的是这种偏差在现实世界中的案例，把奇闻异事转化成了数据。
该实验也因此成为经典。
这项定量分析偏差的著名实验中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是，作者提出疑问，质疑“偏差”
用在这里到底是不是恰当的词。
我们想到认知偏差时，会认为那是原本对事物清晰感知的一种扭曲。
但其中有个预设的前提，即有一种被感知的事物。
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写道：“说不同的人对同样的‘事物’有不同的‘态度’是不准确的，具有误导性……数据显示，‘客观世界’中并没有一场‘比赛’之类的‘事物’独立存在，仅供人们‘观察’。
‘比赛’为某个人‘存在’，由他体验，其中发生的某些事件仅从他的目的出发才具有重要意义。
周围环境中发生了各种事情，一个人身处总体矩阵中（totalmatrix），只会从利己主义的角度出发，选取其中对他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8）
当然，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所说的并不是电影《黑客帝国》中的母体矩阵。
但是，他们也像电影里一样，质疑了现实的“真实程度”
——客观世界中“事物”
独立于构想出它们的大脑而存在，这种认识是否合理。
他们写道：“因为不管‘事物’是一场足球赛、一次总统竞选、共产主义还是菠菜，这种‘事物’在不同人的眼中都是不同的。”
（9）
这些使我回想起与勒达·科斯米德斯的一次对话，我们曾在第七章提及科斯米德斯，正是她在大脑模块化理论的发展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事实上，她已经不再称那是模块化理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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