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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必然选择传奇式的挪威维京人莱夫·埃里克松（LeifEriksson）为他们的特别英雄，他被认为在哥伦布之前发现了美洲大陆。
他们也必然会在他们的民族出版物（甚至一些以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命名）中撰写有关维京人的事——不管是事实还是虚构，并且急切地欢迎任何能够向世界证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确是首先到达美洲的证据。
这为赝品的出现提供了动机，比如肯辛顿石碑（KensingtonStone），据称是1898年在明尼苏达州的地下被“发现”
，上面刻着被认为是出自14世纪维京定居者的业余杜撰水准铭文。
事实上，肯辛顿石碑在至少半个世纪内成为主要的民族象征，直到现在依然有一些明尼苏达人相信它的真实性。
然而，从长期看，它更重要的意义是美国的斯堪的纳维亚群体鼓励一些美国大学开启了宏伟的维京历史和古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学术研究计划。
与此同时在德国，人们对维京人的兴趣经历了一个更浪漫、更极端，最终也更危险的过程。
这个基调是由理查德·瓦格纳（Rier，1813—1883）在《尼伯龙根的指环》（RingdesNibelungen）中定下的，这是基于古斯堪的纳维亚和早期日耳曼神话创作的一部令人赞叹的歌剧盛宴。
瓦格纳对这些神话进行了戏剧和音乐再创作，从美妙但晦涩的德国哲学角度进行解读。
它们对整个日耳曼民族有了新的宗教意义。
齐格弗里德（Siegfried）作为悲剧式的日耳曼英雄，在其将诸神和世界从贪婪、邪恶、毁灭性的宇宙中拯救出来时注定会失败。
他和热烈但自毁的情人女武神伯伦希尔（Brünnhilde）逐渐得知他们是沃坦（Wotan）选定的继承人，而沃坦既是世界精神的化身又是神圣自然的地球母亲的化身。
在观众看来，《尼伯龙根的指环》的整个表演是日耳曼精神的崇高展现，由巴伐利亚国王资助该剧在拜罗伊特剧院上演，一时成为盛况空前的神圣民族仪式。
19世纪末期瓦格纳式的神秘性与尼采的超人精英哲学、帝国主义野心以及新兴的日耳曼种族至上思想相结合，不久之后一些德国人开始认为自己是统治民族，维京人是自己种族的祖先和楷模，注定要打败其他国家的劣等民族。
20世纪第一个10年，这些种族主义思想引发了一场日耳曼人对维京时代和古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不加以任何批判的欣赏热潮，这些作品的文本被当作纯粹日耳曼“热血和土地”
哲学思想的神圣表达，它们植根于家乡的故土以及从英勇的维京祖先那里承袭的血统。
这些半宗教的思想也进入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尽管它们没有像在德国那样有影响力或激进。
几十年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遭到惨败之后，这些思想变成了阿道夫·希特勒及其追随者的政党政治。
1933年民族社会主义者执政时，他们开始了对“堕落的”
现代文化的反对运动，有步骤地用他们自己基于维京、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瓦格纳及日耳曼农民文化的“雅利安”
（Aryan）文化加以取代。
纳粹尤其鼓励一种新型的、据说是日耳曼形式的戏剧，被称作“庭剧”
（Dingspiel）。
这是一种展示民族精神的大规模集体表演，表演者游行并集体唱诵政治口号，在看起来很像萨迦里北欧农场主举行“庭”
会议地方的宏伟户外剧场演出。
在德国占领挪威和丹麦期间（1940—1945年），纳粹尤其急切地把维京人用在他们的政治宣传中，比如，一支在挪威志愿者中招募的臭名昭著的纳粹士兵军团就取了“维京人”
的名称，这个军团在战争末期被派遣到东部前线来对抗苏联。
这段时期一份典型的海报上画着一名党卫军士兵同一位年轻的金发挪威人站在一艘巨大的维京船前握手，上面写着下面的信息：“党卫军和挪威军团反对共同的敌人……布尔什维克主义。”
现代人的态度
1945年战争结束时，纳粹式的维京兴趣至少暂时走到了尽头。
总体来说，维京遗产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失去了大部分吸引力，尤其是在研究人员和知识分子中间。
20世纪初，由诸如瑞典的劳里茨·威布尔（LauritzWeibull）这样的历史学家致力于推广对古斯堪的纳维亚资料进行更加理智的批判，这一态度最终在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的大学中盛行，使针对早期维京历史的民族浪漫主义遭到淘汰。
现代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通常不会把维京人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或富有刺激性的军事冒险的光荣领袖，而是有能力但比较乏味的商人、殖民者、造船者、工匠、雇佣兵，或劫掠者。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维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再受欢迎。
相反，他们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尤其是在大众媒介中，甚至在一些以前只把他们看作劫掠者和恶棍的国家。
然而我们可以说，在过去的50年，他们已经从“高文化”
降到“低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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