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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一个类似人物是H.R.帕尔默（H.R.Palmer），他沉浸在对尼日利亚北部历史的土著叙述中。
这些作品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产物——例如，帕尔默是含米特假设的坚定信仰者，但他提醒我们，把非洲视为一个没有历史的大陆的殖民愿景远非一成不变。
图22 小镇生活。
过路的小贩或购物者在路易·法伊德赫比（LouisFaidherbe）雕像下摆好姿势。
法伊德赫比是法国总督，于19世纪50年代在塞内加尔的殖民地首府圣路易（Saint-Louis）发起了对塞内加尔的征服。
埃德蒙德·福捷摄，约1900年
专制主义与装饰主义：关于间接统治的争论
直到最近，历史学家才开始详细研究非洲殖民时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其结果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非洲人有能力继续塑造自己的生活，以及塑造殖民主义本身的性质。
我们对殖民统治的了解越多，它似乎就越支离破碎、相互矛盾和具有可塑性，这取决于一些非洲人的积极参与和充分的自治空间（这些自治空间使一些人可以追求自己的事业）。
非洲人不再被简单地看作是通过直接的“抵抗”
或自私的“合作”
，来“回应”
强加的外来统治。
借用大卫·罗宾逊研究法国殖民当局与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穆斯林社会关系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尝试过各种“和解之路”
。
简而言之，胁迫和统治是不存在的；“迁就”
“遭遇”
“侵占”
和“非洲代理机构”
是存在的。
就像思考奴隶贸易影响的新方法一样，这里的危险是因噎废食：为了接受新的范式而忽视基本原理——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回到更老的范式。
仅仅因为殖民主义软弱无力，并不一定意味着它的强制性就会有所减弱。
事实上，正如我们在赤道非洲所看到的那样，国家越虚弱，它就可能越暴力和越野蛮地剥削。
跨越时间与地域的殖民体验非常多样，即使是发生在一片领地内，也会使颠覆历史传统成为一件危险的事情，更不用说是发生在整个帝国内。
这一点在著名（非非洲主义）历史学家最近关于大英帝国的两本书中表现得很明显：大卫·卡纳丁（Davide）的《装饰主义》（Oralism）和尼尔·弗格森（NiallFerguson）的《帝国》（Empire）。
在《装饰主义》（对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的巧妙运用）一书中，卡纳丁认为，理解帝国统治的关键不在于英国统治者与本土“他者”
之间的种族差异，而在于英国与本土阶层之间的阶级亲缘关系。
弗格森的《帝国》虽然承认帝国征服的残酷，但认为大英帝国在传播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法治和民主方面是一股积极的力量——这些价值观是许多殖民地人民热切追求的。
两部作品都有严肃的观点；当然，这两位历史学家都不能被指责为帝国主义的辩护者（尽管有些人认为弗格森很接近）。
然而，很可能这两种观点充其量都只是部分正确。
与以往关于“争夺”
（scramble）的争议一样，我们需要格外小心，以免笼统地宣布非洲和其他地方的“殖民统治”
到底是什么。
卡纳丁和弗格森提出的关于大英帝国的问题——殖民统治的性质，殖民地人民自己想从帝国的遭遇中得到什么——远远没有以某种方式得到解决，而是在继续被非洲历史学家重建和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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