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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裔群的概念必须包括非洲本身。
皮尔·拉尔森（PierLarson）在最近一项关于马达加斯加高地美利纳王国（MerinaKingdomofHighlandMadagascar）奴隶贸易的研究中指出，奴役的过程不仅包括将受害者从非洲海岸驱逐出去，还包括在非洲大陆范围内的大规模流离失所、创伤和文化变革。
事实上，在大西洋贸易时代，被奴役和迁移到非洲境内的非洲人，很可能比出口的非洲人还要多，尤其是在19世纪海外贸易受阻的情况下。
考虑到这一点，上面提出的问题是可以逆转的：它不仅仅是关于“非洲人”
如何变成裔群的问题，我们还需要考虑其他裔群是如何变成非洲人的。
非洲动**的19世纪
19世纪是非洲大部分地区动**不安的变革时期。
关于我们已经审议过的三个主题，地方和全球力量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各种方式发生了改变。
从塞内加尔到苏丹，整个苏丹地区的伊斯兰改革派开始挑战现状，寻求净化宗教信仰，建立新的伊斯兰国家。
基督教传教士的努力也进入了一个更加激进的阶段，新教教派加入天主教会，努力向“异教徒”
传福音，并扭转被认为是穆斯林的潮流。
与这两种宗教进程交织在一起的，是奴隶制的转变和奴隶贸易。
1807年英国废除奴隶贸易后，大西洋贸易逐渐停止——尽管在此之前又有300万非洲人被运往美洲。
然而，这个世纪见证了向印度洋出口奴隶的扩张，以及该大陆内部的奴役。
与此同时，在美洲和西非海岸“克里奥尔”
社区（unities）那些受过教育的非洲精英，在基督教和废奴主义的激励下，开始重新想象他们自己以及被救赎的非洲的身份。
在这些进程中，非洲与世界不断变化的接触还可以增加一个因素：欧洲帝国主义的逐渐渗透。
在直接的政治控制方面，直到19世纪80到90年代的“争夺战”
，欧洲在非洲大陆的存在是微乎其微的。
除了少数作为奴隶贸易的产物出现的沿海飞地，欧洲统治的领土仅限于非洲的南北两端，即英国的开普殖民地偏远村镇（后来加入了纳塔尔和独立的布尔共和国），以及从1830年起法国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
然而，随着19世纪的推进，欧洲工业化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大体上是指英国，在较小程度上是法国）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这些方式加起来就是所谓的“非正式帝国主义”
。
虽然可能是“非正式”
的，但它代表了非洲海岸力量平衡的根本性转变。
1798年，拿破仑·波拿巴占领了埃及。
法国军队只驻扎了三年（在被英国驱逐之前），但是他们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核心省份，震惊了北非穆斯林的统治者。
在埃及，占领的后果是见证了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Ali，1805—1848年在位）的崛起，他是一名阿尔巴尼亚血统的士兵，为了对抗西方日益增长的威胁，他开始了一项现代化战略。
法国的干预也标志着欧洲“东方”
观念发展的关键时刻。
拿破仑带着一支庞大的科学家队伍，他们的研究标志着埃及学学科和欧洲学者与伊斯兰教接触的开始。
他们还偷走了大量古代文物（包括能够翻译埃及象形文字的罗塞达石碑）——这是帝国主义科学或文化掠夺的早期例子。
欧洲对非洲事务日益增加的干预在反奴隶贸易运动中表现得很明显。
18世纪，英国船只运载了最多的非洲人横渡大西洋，奴隶种植的加勒比蔗糖对其国民经济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然而，在1807年，废奴主义游说团体使英国臣民进行奴隶贸易成为非法活动。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英国哄骗其他奴隶贸易国家效仿，对西非海岸实施海上封锁，并威胁要对巴西采取同样的行动。
到19世纪50年代，非法贸易已缩减成涓涓细流。
英国的动机是由经济利己主义和高尚的人道主义共同塑造的。
然而，对沿海中间商国家的统治者来说，这场运动相当于对他们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人，实行单方面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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