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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则有不同看法。
其中一位是人类学家J.D.Y.皮尔（J.D.Y.Peel），他的工作重点是约鲁巴基督教研究。
在《宗教遭遇》和《约鲁巴》的创作中，皮尔认为基督教的皈依不是意识的殖民化，而是一种当地人积极接受的过程。
他证明，约鲁巴的基督徒努力使这种信仰成为他们自己的信仰，将其融入当地的进步叙事中，并以此重塑“约鲁巴”
本身的意义和内容。
这种解释上的差异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茨瓦纳人与约鲁巴人历史经验的对比。
这些不同的看法，也可能是由于可用史料来源的属性导致的。
两位科马罗夫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欧洲传教士的著作，而皮尔则大量使用约鲁巴福音传道者的日记。
但它也反映了更根本的争议，即非洲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建立了塑造现代世界历史的跨国网络。
死亡之路：非洲历史上的奴隶贸易
在大西洋奴隶贸易问题上，这种争议表现得更明显和激烈，原因不难理解。
在14世纪40年代，葡萄牙水手开始绑架并购买非洲人，到1867年，也就是最后一次有记录的美洲奴隶之旅的那一年，大约1200万名男性、女性和儿童被当作商品从非洲大陆出口。
这一简单的统计数据反映了由反奴隶贸易活动人士口中“令人憎恶的商业”
所引发的暴力、破坏和堕落。
它不包括非洲境内因奴隶袭击、战争和社会崩溃而丧失的无数生命，不包括那些在上船前死于疾病或虐待的俘虏，也不包括那些被奴役但不出口的人，因为大西洋贸易促进了非洲社会奴隶制的扩张和加剧。
这还不包括那些在美国奴隶制度的熔炉中出生然后死去的非洲人。
约瑟夫·米勒用一句话描述了这段苦难的系统化历史，他写道：安哥拉的奴隶贸易成了一条“死亡之路”
。
此外，大西洋贸易并不是非洲唯一的奴隶贸易。
到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俘虏也被带过撒哈拉沙漠，越过红海，从东非海岸，被送到北非、地中海、中东和印度洋做苦役。
这类贸易大部分都掌握在穆斯林手中。
与大西洋贸易相比，人们对“穆斯林”
奴隶贸易的了解要少得多，而且统计数据的稀缺性意味着奴隶的总数只能靠猜测。
然而，历史学家估计，在超过1000年的时间里，这些交易的受害者人数可能相似：可能还有1200万非洲人。
“穆斯林”
贸易与大西洋贸易的重大不同之处在于：大西洋贸易的受害者绝大多数被迫从事美洲种植园和矿场的生产劳动，“穆斯林”
贸易的受害者注定要遭受某种形式的家庭奴役，包括被纳为妾室。
因此，被运到大西洋彼岸的非洲男子是妇女的两倍，而据估计，被运到伊斯兰世界的妇女是男子的两倍。
当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大西洋奴隶贸易进行协调一致的研究时，首要任务就是把数据弄清楚。
人们有时仍然会读到一些夸张的数字，比如2000万甚至5000万非洲人走过了所谓的“中间通道”
。
这些都不利于数十年来艰苦的调查，也不利于那些确实成为奴隶贩子受害者的人的记忆。
1999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出版物《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数据库》（TheTrans-Atlarade:ADatabaseon）确认了奴隶贸易的总体规模。
该数据库详细记录了1527到1867年，逾2.7万次从非洲到新大陆的奴隶贸易。
对中间通道本身的研究还在继续——例如，在1699至1845年间记录的55次以上的船上叛乱，其中在阿米斯塔德号（Amistad）上的叛乱是最著名的。
但是，非洲的历史学家现在正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非洲大陆内部的奴役边疆。
正在进行中的尼日利亚腹地项目（erla）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的“奴隶之路”
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试图追踪数百万俘虏的起源，这些俘虏在几个世纪里从大草原深处的巨大集水区，到达所谓的“奴隶之路”
的出发港，即所谓的“奴隶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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