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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显然要提出一心体来，而又故意要避免良知二字吗？若说“知”
，便容易连想到“照”
。
说照，便离不开外面的事物。
若说“意”
与“独”
，便挽向里面来。
这是宗周的苦心。
其实这独体之意何由来，则仍不免要回到宇宙论方面去，所以此处宗周又不免要牵拉上一“天”
字。
但又不肯说一“性”
字，此见宗周始终跳不出王学之牢笼。
祝渊言立志之难。
先生曰：“人之于道犹鱼之于水。
鱼终日在水，忽然念曰：吾当入水。
跃起就水，势必反在水外。
今人何尝不在道中，更要立志往那里求道？若便如此知得，连立志二字也是赘。”
他只说人心原自有主宰。
这主宰，即是意与独。
换言之，亦即是天与道。
如此则只要诚意慎独，便一了百了，所以连立志二字也不要了。
在此上，宗周便很不喜朱熹。
他说：
朱子表章《大学》，于格物之说最为吃紧，而于诚意反草草，平日不知作何解，至易箦，乃定为今章句，曰：“实其心之所发。”
不过是就事盟心伎俩，于法已疏矣。
至慎独二字，明是尽性吃紧工夫，与《中庸》无异旨，而亦以心之所发言，不更疏乎？朱子一生学问，半得力于主敬，今不从慎独二字认取，而欲掇敬于格物之前，真所谓握灯而索照也。
可见宗周学派，还是王学一路，只把“慎独”
来换出“致良知”
。
因此对于朱熹的格物说，自要不赞成。
如此则岂不只要本体，可以不问工夫了。
于是遂使他又回到周敦颐之“主静立人极”
。
他说：
周子主静之静，与动静之静，迥然不同。
盖动静生阴阳，两者缺一不得，若于中偏处一焉，则将何以为生生化化之本乎？然则周子何以又下个静字？曰：只为主宰处着不得注脚，只得就流行处讨消息，亦以见动静只是一理，而阴阳太极只是一事也。
他又说：
无极而太极，独之体也。
动而生阳，即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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