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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单方面顽固的分析，忽略了斯皮尔伯格大部分作品中对有缺陷的男性权威人物的持续批判。
斯皮尔伯格对于核心家庭的向往，也许会被形容为“保守”
，但绝不是一些批评者所说的专制人格的体现。
这些批评者经常将借此进一步声称斯皮尔伯格是右翼的美帝国主义辩护者。
只有坚决反对核心家庭的存在，才能拒绝对斯皮尔伯格作品产生任何共情。
应该承认，斯皮尔伯格对想象中的幸福家庭怀有强烈的怀念之情。
而这种幸福家庭是他从未体会过的，是他认为几乎不存在于现实的理想，他仍然在作品中和情感上哀悼的、精神上的失落伊甸园。
那些拒绝让他自由检视内心深处创伤和困扰的影评人，也否定了他的艺术个性。
也许他们这么做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斯皮尔伯格正依靠着情感的力量为成千上万拥有类似感受的人发声。
斯皮尔伯格引以为豪的乐观态度，正如亨利·希恩所说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无处不在的焦虑的掩饰，这也是电影人的共同弱点。
这种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他作品的过度简单化。
比如《E.T.外星人》感人的结局，表现出的苦涩远多于甜蜜。
男孩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和象征的父亲，是他成长过程很痛苦的一步（E.T.掷地有声地喊了一句“哎哟”
）。
影评人诟病《辛德勒的名单》，因其太过关注于1100名从大屠杀中被拯救的犹太人，而忽视了600万惨遭屠杀的犹太人，忽略了影片中更为残酷和严峻的现实。
奥斯卡·辛德勒的行为确实罕见，影片也的确将重点放在了从大屠杀中幸存的1100名犹太人身上。
影片对人性有限的乐观，是一份强有力的带有政治色彩的声明，驳斥了人们经常听到的谎言，“我只是服从命令”
“我也无能为力”
。
仔细审视，你会发现斯皮尔伯格在其最好作品中所呈现的情感与理智的复杂性，并可以看穿那些批评者滑稽讽刺的虚伪。
而在1999年《GQ》杂志的一篇文章分析为什么这么多影评人会讨厌这位“媒介历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人”
，文章作者特伦斯·拉弗蒂表示，斯皮尔伯格的全能才华对那些一向认为电影不可能既娱乐大众又引**感共鸣，并且同时严肃处理大屠杀或奴隶制等棘手问题的人备感威胁。
“人们难免会怀疑，如果斯皮尔伯格坚持在《决斗》和《大白鲨》这样的电影上止步不前，而不敢进一步冒险踏入所谓‘介于娱乐和艺术之间的无人区’，那些知识分子可能就不会对他怀有那么大的敌意。
他们会更乐于接受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次要的形式主义的艺术家，如果他能像希区柯克那样礼貌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他就不会带来今天这样的威胁……任何一名能够让20世纪末期的文人学士意见不一的艺术家很明显都有所图谋，按照这个标准，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绝对是他那一代中最激进的电影人。”
但是这种知识分子的酸腐气真的能解释他们对于斯皮尔伯格的刻薄，以及对他毫无理性的个人仇恨吗？斯皮尔伯格小时候，曾在希伯来语学校教过他的拉比、曾担任世界犹太教理事会副主席和国际拉比协会主席的艾伯特·L.刘易斯，告诉我在20世纪90年代，他确信反犹主义是许多针对斯皮尔伯格的攻击的根源。
但似乎有点夸张，因为反斯皮尔伯格阵营的学者更喜欢将斯皮尔伯格污蔑成“反基督者”
。
斯皮尔伯格更激烈的批评者认为他过分成功，于是也认为他很贪婪。
觉得他恶劣地操纵着美国文化，他的煽情与低俗，他作为宣传者的力量，他与其他少数族裔群体、孩童以及外来者的颠覆性勾结，都是反犹太言论的常见转义。
而左翼力量则指责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是爱国主义和父权制的恶性宣传，对其在文化和政治上对无知和具有可塑性大众影响的恐惧也经常被夸大。
G.K.切斯特顿在其于1906年出版的《查尔斯·狄更斯》一书中指出的流行艺术家会遇到的境况，同样适用于斯皮尔伯格。
切斯特顿写道：“一个人获得的大众人气既是天赐奇迹，也是洪水猛兽。”
切斯特顿不同意“纯粹艺术评论家”
的观点，那些评论家会强调：“人们喜欢低劣的文学作品。
如果你的目的是证明狄更斯的作品很出色，你首先应该为他的声望道歉，然后才能解释其作品优秀的原因。
尽管狄更斯的文学作品很受欢迎，你还是应该努力证明狄更斯的文学作品很优秀。”
切斯特顿对这一观点回应说：“公众并不喜欢低劣的文学作品，如果公众喜欢某种类型的文学，即使那种文学是低劣的，也比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好……普通读者不喜欢细腻的现代作品，这并不是因为此类作品优秀或糟糕，而是因为这不是他们想读的……狄更斯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天才，具有与社会相似的文学品味，最先成了一座具有挑战性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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