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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更像是一场知识分子辩论的动态图解。
抛开这些批评，它仍是一部相当有思想、有煽动性、有启发性并值得尊重的电影。
但环球、梦工厂、安培林联合制作的这部耗资7000万美元的电影，在美国并没有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只获得了4700万美元的票房。
然而，该片的全球总票房达到了可观的1.3亿美元，斯皮尔伯格预测这部电影在国外会“更容易、更好理解”
，海外票房结果也证实了他的观点。
《慕尼黑》获得了5项奥斯卡奖提名，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及最佳剧本奖，但无一斩获。
托尼·库什纳对围绕该片的争议提出了最有力的反驳，他在《洛杉矶时报》上写道：“暴力会造成精神创伤，除非你是反社会分子，谁想看一部反社会分子的电影？《慕尼黑》将暴力带来的伤害戏剧化，这让政治天平两端的人都深感不安。
我理解为什么那些认为以色列特工是邪恶、无情杀人机器的人，批评我们将这些角色描写成良心发现的人物。
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认为把这些特工塑造得丧失良知，会让这些角色显得更英勇，更令人印象深刻……我认为他们是在否认这部电影减少中东争议的努力，以及该片对恐怖主义和反恐问题的论述。
他们的政治观念只能接受简单的道德故事，而不能接受这部影片中的‘道德对等’。”
尽管近年来斯皮尔伯格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事务，但他还是经常受到批评（或许正因为如此），有人指责他对电影界造成了负面的文化和经济影响，认为斯皮尔伯格和乔治·卢卡斯在商业上前所未有的成功毁掉了电影媒介，引发了行业对于“大片”
的痴迷，甚至出现了“大片综合征”
。
过度追求商业让电影行业忘记了之前的《教父》和《驱魔人》所产生的影响，更不用说《一个国家的诞生》和《乱世佳人》，以及1970年之后，电影营销、融资和人口特征等社会大背景的改变。
指责斯皮尔伯格凭借《大白鲨》带来的冲击不只是严重夸大了他的影响力，更是对其将一部本来可能是大烂片的电影拍成经典惊悚片的伟大的否认。
以今天的眼光来衡量，《大白鲨》更显得经典、严谨且形象鲜明。
但是，和许多人一样，宝琳·凯尔也对斯皮尔伯格造成大众口味的负面影响感到遗憾，她发表了那条经常被引用的评论：“重要的不是斯皮尔伯格做了什么，而是他鼓励了什么。
其他人都在模仿他的幻想，结果导致了文化的幼稚化。”
斯皮尔伯格的大片，尤其是《侏罗纪公园》，也被批评霸占国际银幕而对其他国家的电影造成文化入侵，并指责斯皮尔伯格是美国文化霸权的先锋。
法国导演让-吕克·戈达尔就是斯皮尔伯格的激烈抨击者，甚至在其2001年的电影《爱的挽歌》中谴责这位美国电影制作者（“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联合公司”
）试图霸占“大屠杀”
的电影化权利。
对于一些顽固的影评人和许多来自学术界的批评者们来说，斯皮尔伯格对电影媒介带来负面影响的罪恶还没有被赦免，无论是欲加之罪还是真的过错。
莱斯特·D.弗莱德曼在其2006年的批判性研究著作《公民斯皮尔伯格》中，引用了一段匿名学者的批评，将斯皮尔伯格称为“反基督者”
。
弗莱德曼在开头的几页中被迫做出了一些防御性说明，叙述了他因为从事这项“低级”
研究而受到的嘲笑：“在电影和媒体研究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我告诉同事们，自己打算写一本研究斯皮尔伯格所有电影作品的书。
其中一个朋友嘲笑说，这在学术界，就跟演了色情片一样不光彩，这样的研究怎么才能获得学术上的正统性呢？”
这种态度让已故的英国作家J.G.巴拉德感到困惑，他的自传小说《太阳帝国》曾在1987年被斯皮尔伯格翻拍成电影。
巴拉德在他2008年的自传《生命的奇迹：从上海到谢珀顿》中提到，《太阳帝国》上映后一年，他到美国巡回售书：“美国人一贯很友善，很乐于助人，但我感觉得到，几乎所有人都对斯皮尔伯格怀有敌意。
有个记者问我为什么让斯皮尔伯格翻拍我的小说，我回答因为他是美国最伟大的导演。
那名记者马上纠正我说：‘不是最伟大的，是最成功的。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美国听到有人用贬低的口吻在谈论成功。”
对斯皮尔伯格的激烈攻击一直持续到他职业生涯的后期，无论这些攻击听起来多么无稽，比如总有人诽谤他是纳粹，无论这些评价认为他给电影界带来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些评价仍然标志着他在现代电影史的中心地位。
另一位导演巴兹·鲁赫曼称他为“电影界的总统”
，乔治·卢卡斯也说：“像史蒂文这样的人是可遇不可求的，能出现一个就已经是奇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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