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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我所懂得的道理，我一直被教导的。
但现在我正一点点失去它，我失去了我的原则……这原则就是一切，是我的灵魂。”
阿夫纳对以色列官方政策充满质疑和抵触，最终移民美国，认为以色列政府对自己和家人带来了威胁。
1968年HBO的迷你剧《犹太勇士之剑》是对乔纳斯著作更早的改编，没有引起那么多的批评，同样表现了阿夫纳（史蒂文·鲍尔饰演）内心的矛盾，尽管他看起来没有《慕尼黑》中那么纠结和疯狂，这个角色最后甚至重返以色列军队并加入战斗。
在《慕尼黑》的筹备过程中，斯皮尔伯格、库什纳与朱瓦·阿维夫讨论了好几个小时。
斯皮尔伯格坚持认为影片中角色的矛盾心理是忠于事实的，并表示：“我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常识。
这个人并没有说谎，也没有夸张。
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乔纳斯却认为“阿夫纳”
有可能“故意告诉这两位左倾的电影人他们想听到的事情”
。
乔纳斯和部分人强烈反对《慕尼黑》对阿夫纳道德挣扎的强调，仿佛这触犯了禁忌，是在反对以色列反对恐怖主义的权利，甚至是在质疑这个国家存在的权利。
“出于对流行文化和大师斯皮尔伯格的尊重，”
乔纳斯写道，“一个在善与恶之间保持中立的人，永远攀不上道德的高地。”
另一位激烈抨击这部电影的是《新共和》周刊的里昂·维塞提尔。
他曾在一篇《辛德勒的名单》的相关影评《纳粹式的近距离接触》中，批评斯皮尔伯格：“在美国文化中，没有哪个人物像他这么用力去麻痹、用幻想填充以及否认邪恶的现实，甚至还试图模糊幻想和现实之间的区别。”
维塞提尔写道，在《慕尼黑》中有“两种以色列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的残忍以色列人和不会后悔的残忍以色列人”
。
他认为：“影片所引以为傲的勇气本身就很可怕，充满了自以为是的公平。
巴勒斯坦人用杀戮解决问题，以色列人也没什么不同。
巴勒斯坦人良心发现，以色列人也懊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巴勒斯坦人滥杀无辜，以色列人也滥杀无辜。
所有这些类比开始看起来像是等价之罪……《慕尼黑》更多地探讨了反恐而不是恐怖主义，或者影片认为关于二者的讨论也是相同的。
只有那些不顾他人安危的人，才会持有这种观点。”
《犹太前进日报》的编辑J.J.戈德伯格为《慕尼黑》辩护道：“影片展开的辩论是以色列人的辩论，几乎完全由以色列人的言行所构成……《慕尼黑》的重要之处在于呈现了以色列社会的本质真相。
无论1972年和1973年那些追捕慕尼黑惨案恐怖分子的特工们究竟做了什么，以色列人确实在辩论他们的行动正确与否。
这些辩论将无穷无尽，持续性许多年……这便是重生的犹太国家最高贵的一面。
那些世界各地的以色列朋友们应该为看到大银幕上描绘的道德敏感性而感到自豪……杀戮会腐蚀灵魂，即使是必要的杀戮。
以色列人知道这一点。
如果他们的同胞忘了，现在是时候提醒他们了。”
《沙龙》的米歇尔·戈德伯格把争论置于了更广阔的政治背景之下：“讽刺的是，斯皮尔伯格被指责不是合格的摩尼教[4]教徒……这与我们的时代有明显的联系，在某些方面，关于《慕尼黑》的争论实际上是关于美国的争论。
‘9·11’事件后的政治正确要求有关恐怖主义和反恐的报道必须黑白分明，在最近几年似乎已经销声匿迹。
然而，在关于斯皮尔伯格电影的争论中，又以复仇的话题卷土重来。
其结果不仅是对电影错误的定性，还恢复了把反恐战争描绘成灰色阴影的禁忌。”
这部电影中强调的道德上的模棱两可，的确引发了对以色列复仇政策是否合理的争议（近年来这种暴力复仇仍在继续），尽管该政策事实上是有效的。
但斯皮尔伯格没有听从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建议，还是向媒体明确声明了他的电影主题。
斯皮尔伯格告诉《时代》周刊：“我一直赞成以色列在受到威胁时的强硬回应。
但与此同时，以牙还牙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能造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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