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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布里克最终让步于实际问题而将导演的任务交给斯皮尔伯格，根据哈兰所说：“库布里克知道史蒂文对于此类故事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能完成拍摄，因此，史蒂文可以在电影中启用真人小男孩。”
库布里克曾提出与斯皮尔伯格共同指导此片，斯皮尔伯格认真考虑过这一建议，但他在给哈兰的书作序时写道：“虽然我很荣幸，但我仍鼓励库布里克亲自执导《人工智能》，哪怕他希望更保守。
我们共同为这部电影做了好几年准备工作，一直在探讨究竟该由谁来执导。”
斯皮尔伯格最后“退缩了”
，表面上是因为他觉得创造未来世界太困难了，但更有可能是因为这名自称“控制狂”
的导演害怕和导师直接合作。
这个项目一直处于搁置状态，直到库布里克去世后，哈兰和库布里克的遗孀克里斯蒂安找到华纳兄弟影业，提出让斯皮尔伯格执导该片。
这一次斯皮尔伯格同意了。
虽然库布里克缺席的情况下，斯皮尔伯格可以更自由地发挥，但斯皮尔伯格承认自己仍“无法抑制地敬仰库布里克”
，遵循了库布里克的戏剧手法和视觉方案，尽可能地忠实于库布里克的设想，“我觉得我像是在被一个幽灵指引着!”
斯皮尔伯格与年长导演的关系有时会反映出俄狄浦斯式的对抗（在他与大卫·里恩和奥逊·威尔斯的关系中有所体现），但他在《人工智能》中的工作并未被“影响的焦虑”
所困扰。
相反，这部电影罕见地融合了两大导演的观点，与此同时，据影评人乔纳森·罗森鲍姆所说，更是一部“斯皮尔伯格深刻的个人作品”
，正如斯皮尔伯格所说，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他与库布里克关注着彼此都感兴趣的领域，而这些领域一直被广泛误解。
其实斯皮尔伯格并非像他的批评者所说的那般多愁善感。
事实上，比如在《太阳帝国》中，斯皮尔伯格描绘了一名走失的男孩在战争时期锻炼出的生存技能，充分表明斯皮尔伯格的作品涉及的是真实情感而不是多愁善感，立意远高于大多数当代导演，对于生活中最痛苦的各个方面，他从不回避。
《辛德勒的名单》之后，在他的作品中，对人类在悲惨环境中历经苦难的主题越来越突显。
或许也因为他不再那么在意讨好观众，他后来的作品，比如《少数派报告》与《世界之战》，都表现出了冷淡的风格，类似库布里克对人类弱点的清晰而尖锐的冷眼旁观。
《人工智能》中异常忧郁的情绪，可能受到了斯皮尔伯格2000年2月在电影的前期制作中遭遇的健康危机的影响，这种忧郁情绪让观众非常吃惊，并直接导致了许多观众对影片的抵触。
一次常规体检发现了斯皮尔伯格的肾脏“出了毛病”
，他在洛杉矶的西达赛奈医疗中心被泌尿肿瘤学专家斯图尔特·霍尔顿医生摘除了肾脏。
到现在为止也没人知道他到底得了什么病（斯皮尔伯格和他的医生都不愿说明他的肾脏是否已经癌变），但对53岁的斯皮尔伯格来说，这是首要严重的问题。
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必然会影响艺术家的作品。
斯皮尔伯格已经到了《夺宝奇兵4：水晶骷髅王国》中主持牧师所说的年纪——“生命已经停止给予我们东西，并开始慢慢夺走它们了”
。
“在设想比人类更智能的计算机时，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出现了，”
库布里克观察到，“那就是在什么程度上机器智能应该得到与生物智能同等的关爱……你可能会忍不住问自己，在哪些方面生物智能比机器智能更加神圣，而你想要盲目恭维生物智能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在《人工智能》备受讽刺但精彩绝伦的结尾中，机器人男孩大卫（由海利·乔·奥斯蒙精彩出演）幻想着和“妈妈”
莫妮卡（弗朗西斯·奥康纳饰演）度过最后一天，并找到了他一直试图从妈妈那里得到的爱。
这个结局，和《2001太空漫游》的结局一样有着同样复杂的基调，结合了愿望的实现和毁灭，都存在于幻想的维度之中。
而在《人工智能》的结局，纽约被全球变暖引起的洪水淹没，预示着人类的灭亡。
部分观众对这一结局表示恼怒，毫无疑问，因为影片体现了对人类未来的悲观看法，而很多观众都认为这样的结尾是多愁善感并没有必要的，但它恰恰是电影所叙述的核心。
怀有敌意的观众要么从根本上误解了结局中更黑暗的讽刺，要么是对他们所感受到的感到恐惧。
正如库布里克在为此片写下的笔记中所记录的那样，“大卫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孩，这是不可能的，可他成功地把莫妮卡变成了一个机器人。”
斯皮尔伯格理解库布里克作品和性格中隐藏的人文主义冲动：“这展现了斯坦利不为人知的一面，非常情绪化和孤独的那一面。”
任何认为这个结局伤感而幸福的观众都必须给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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