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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库布里成为斯皮尔伯格的另一位代理父亲，“他是我服务过的最棒的导师”
。
在美国导演工会为库布里克举行的悼念仪式上，斯皮尔伯格还打趣地说库布里克甚至让他在卧室里安装一台传真机，以便他们在休息时间秘密交流，而最后凯特实在不愿意和《奇爱博士》的制作人分享他们的私人时间，所以拒绝了这一请求。
1985年的一天，斯皮尔伯格很惊讶，库布里克会拿他的电影计划向自己征求意见。
库布里克一直在开发一部有关未来世界的电影，这个世界的人掌握了人工智能工具，造出了机器人孩子和奴仆来满足人们的生理与情感需求。
这个项目根据布里安·阿尔迪斯1969年的短篇小说《玩转整个夏天的超级玩具》（SuperToysLastAllSummerLong）改编，“从1982年就开始筹备了”
。
而后，在与阿尔迪斯共同创作剧本的尝试失败后，库布里克与伊恩·沃森合作开发了90页的脚本，并与漫画家克里斯·贝克（又名方格利亚）合作开发了1500张场景插图。
其他与库布里克合作的剧作家包括鲍勃·肖、阿瑟·C.克拉克，还有萨拉·梅特兰。
库布里克在影片中融合了卡罗·克洛迪1883年的著作《木偶奇遇记》中的元素，把科幻电影改编为现代童话，使阿尔迪斯非常失望（很明显斯皮尔伯格的《第三类接触》也参考了《木偶奇遇记》，《第三类接触》借用了迪士尼的经典动画《木偶奇遇记》中的插曲《当你向星星许愿》，《E.T.外星人》中，《木偶奇遇记》的影响也随处可见）。
童话故事中，木偶制作师让一名寻找真爱的木偶男孩活了过来，而代表母亲形象的蓝仙女（迪士尼电影版中科洛迪小镇上那名蓝绿色头发的仙女）将这名木偶男孩变成了真正的男孩。
而与之相对的是，在《人工智能》中，机器人小男孩对母亲过度依恋，令人感到残酷和心碎。
在与库布里克初次交谈后，阿尔迪斯在他的原始故事副本上写道：“我知道斯坦利·库布里克总想着匹诺曹。
他想把大卫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孩!这怎么可能？!”
作者后来意识到，“这个小男孩无法取悦母亲，打动了斯坦利的心”
，也道出了斯皮尔伯格的心声。
萨拉·梅特兰说，库布里克“从来没有把这部电影叫作《人工智能》，他总是称其为《匹诺曹》。”
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库布里克发现自己深受电影技术限制的困扰，当时把一个机器人男孩搬上银幕十分困难。
他一度考虑邀请《侏罗纪公园》里的约瑟夫·梅泽罗加入团队，但他意识到，在他一贯缓慢的拍摄过程中，也许童星会长大太多，而难以保持人物形象的连续性。
库布里克的妹夫该片的监制简·哈兰说，库布里克甚至以他的侄子为原型打造了一个现实大小的机械小男孩，但那个实验就是“一场灾难”
。
《侏罗纪公园》中运用CGI动画将恐龙变得栩栩如生，使库布里克相信他也能用相同方式创造一个机器人小男孩形象。
他与丹尼斯·穆伦和其他曾在乔治·卢卡斯的工业光魔公司特效部门为斯皮尔伯格电影工作的技术人员进行了头脑风暴。
但是，1994年，库布里克亲自约见斯皮尔伯格，建议由斯皮尔伯格执导这部电影，而自己担任制片。
库布里克对斯皮尔伯格说：“你处理这种题材要比我敏锐多了。”
这句话含糊其辞，既有褒奖，也有批评。
库布里克的作品常因冷漠和厌世而受到批评，他是否认为斯皮尔伯格是一个更温暖、对人性更宽容的电影人？或者他认为斯皮尔伯格的多愁善感是这部作品所需要的，是库布里克个人品位和气质所没有的维度？在评价斯皮尔伯格从库布里克那里接手的杰作《人工智能》时，这些问题同样难以厘清。
而答案则建立在两位艺术家的对立，以及这种对立如何促使这部非凡电影中不同元素的融合。
但是这种对斯皮尔伯格不利的批判性讨论，往往建立在简单的假设之上，模糊了两位电影人之间互补的特性。
正如斯皮尔伯格所说：“人们总装作了解斯坦利·库布里克，装作了解我，实际上他们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最好笑的是人们认为《人工智能》中属于斯坦利的创意其实都是我的，而《人工智能》中被指责太过甜腻、柔情、感性的部分都是斯坦利的意思。”
2009年，哈兰和简·M.斯特拉瑟斯编辑了一本关于这部电影漫长开发过程的书，这本书主要留待电影上映时让斯皮尔伯格来描述自己的优势。
哈兰在书中的评论为斯皮尔伯格和库布里克双方的合作提供了一个不同视角：“‘库布里克会怎么评价斯皮尔伯格的版本？’他会为此感到骄傲的。
对于一部需要吸引广大家庭观众的昂贵电影来说，斯坦利的版本太黑暗、太犬儒了。
史蒂文有能力在不改变实质内容的情况下让基调更加明亮。”
然而，正如书中所展示的贝克的许多概念图以及来自库布里克及其编剧们的笔记，这部电影的大部分内容都直接来源于库布里克的计划，而斯皮尔伯格版本的基调也并不轻松。
太过黑暗的《人工智能》对广大的家庭观众几乎没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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