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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正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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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对他说：“你是谁？我几乎快不认识你了。”
史蒂文的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地成长。
——莉亚·阿德勒，1994年
1993年，斯皮尔伯格前往波兰拍摄《辛德勒的名单》。
“我个人的生活、成长经历、我的犹太身份，还有祖父母给我讲的关于大屠杀的故事，都再次扑面而来。
犹太生活又重新涌入我的内心，我经常大哭”
，斯皮尔伯格在拍摄《辛德勒的名单》时所感受到的痛苦，也直接反映在了影片中。
当观众沉浸在他对大屠杀的重现中时，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导演在波兰的外景地会感到“持续的恶心”
和“终日的惴惴不安”
。
因为斯皮尔伯格不仅担负着见证自己民族历史这一压倒性的责任，还要担负最终与自己和解的个人重担。
《辛德勒的名单》成了斯皮尔伯格人生的转折点。
经历了10多年的犹豫和逃避之后，斯皮尔伯格拍出了这部电影。
这是一种宣泄，最终把他从作为人和作为艺术家的双重身份中解放出来，将他性格中的这两重独特身份合二为一，让他重新做回自己。
斯皮尔伯格能够忍受在波兰日复一日的痛苦拍摄并完成这个项目，是因为有家人做他坚强的后盾。
在开始这段“从耻辱到荣耀的历程”
之前，斯皮尔伯格“必须先建立一个家庭，我必须弄清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归宿。”
他的第二任妻子凯特和他们的5个孩子陪他一同前往波兰[1]。
他的父母和拉比也经常来外景地探班。
《犹太边疆》的影评人莫迪凯·纽曼将这部电影称为“斯皮尔伯格的成人礼电影，其作品步入情感成熟的标志之作”
。
当斯皮尔伯格终于凭借《辛德勒的名单》赢得了期盼已久的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时，他感谢妻子凯特“去年冬天在波兰的克拉科夫陪了我整整92天，让我熬过了不堪忍受的那段时光”
。
他对媒体说，如果没有家人陪伴在侧，他早就疯掉了。
“……那是我的孩子们第一次看到我哭。
我一回到家就忍不住要哭，不是为任何人感到抱歉，而是因为那痛苦实在是锥心刺骨。”
他说，每隔几周，“罗宾·威廉姆斯[2]就会打电话给我，给我讲漫画里的搞笑故事，想把我逗笑。”
即便是涉及这样的深度，斯皮尔伯格也从未偏离自己更熟悉的定位：迎合大众口味的商业电影人。
他在波兰时给家人租了间小旅馆，每周有3个晚上他会回到那里，打开旅馆前院的卫星电视，并投入《侏罗纪公园》的制作。
1993年3月1日，《辛德勒的名单》开始拍摄，而在此之前仅仅3个月，《侏罗纪公园》就完成了主要的拍摄工作。
由于《辛德勒的名单》必须在冬季拍摄，斯皮尔伯格便将那部恐龙电影的大部分后期制作交给了乔治·卢卡斯，但也为自己保留了对电脑合成的恐龙和影片音轨的最终决定权。
高科技的通信方式和电脑技术，使他能够看到加利福尼亚北部工业光魔公司不断改进的特效画面。
以及与他的好友们进行远程交流，比如特效师丹尼斯·穆伦和制片人凯瑟琳·肯尼迪（她与杰拉尔德·R.莫伦共同承担制片工作）等。
每晚远程会面后，作曲家约翰·威廉姆斯都会将配乐传输过去，供斯皮尔伯格在大型扬声器中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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